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的生平
作者：杨振宁
我的学士论文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见解，可是这个经验对于我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从那以后我就了解到“对称”跟对称的语言叫做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一个非常深入、非常美丽的应用。群论跟对称的观念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在那时还只是开始。以后几十年一直到今天，对称在物理学里的重要性，从原子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发展到原子核物理学，发展到基本粒子物理学到近代的天体物理学，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20世纪后来的物理学的发展。我能够有幸在其萌芽的时候走进这个领域，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说，你们在念研究院的时候，当然需要学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是这不是你对于你自己将来的研究历程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到你们这个科目里面，哪一个部门在以后20年、30年、40年要大有发展，而走到那里去。你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你以后的研究工作会变得很容易。你如果没弄对，你走到了一个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一个领域里去，那你就会事倍功半。我非常幸运，就是抓住了事半功倍的好机遇。
走进统计力学，人生第二大幸运
西南联大物理系给我最大影响的另一位教授是王竹溪教授。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他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在这点上我又非常幸运，因为统计力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刚刚发展，后来统计力学也发展成了物理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我在西南联大得了学士学位以后，读了两年研究院。为了写硕士论文，我找了王竹溪教授，因为他学的是统计力学，就把我介绍到统计力学这个领域。这又是我的一个大幸运，因为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是后来大有发展的方向。我曾经大概地数了一下，我一生所发表的文章里，有2/3是跟对称有关的，有1/3是跟统计力学有关的。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对于吴先生跟王先生对我的影响有多么高的。
在西南联大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学到的东西已经达到一个程度。我对物理学什么方向、方法喜欢，什么方向不喜欢，有了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有了一个佩服，有了一个评判的标准。我记得当时我最佩服的3位最重要的物理学家，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狄拉克，第三位是费米。他们3个人的物理学书我都念了很多，而且非常佩服，因为他们3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把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里的精神提出来，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他们独到的地方。他们3个人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分别。后来我有幸和三位都有接触，尤其是狄拉克和费米，当然特别是费米，因为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去念书，费米就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最重要的物理学教授，所以我跟费米的接触很多。我还跟费米合写过一篇文章。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非常之苦的，我后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喜爱，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
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很少，加上研究生，一共不到1500人。西南联大的校歌我直到今天还会唱，我觉得这个校歌写得很好。开头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原因是在1937年的秋天，曾经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来日本人打到了南京，就知道长沙不稳当，又搬到了昆明。所以有“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个校歌的最后几句是：“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今天读了这句话，针对今天年轻的同学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需人杰。”在座的年青同学，你们应该了解到，你们的肩上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瞩目的，这正是你们最好的机会，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留学芝加哥，人生第三大幸运
1945年，抗战结束，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也是最后一届。我是1946年初到的芝加哥，念了两年半芝加哥的研究院，在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1948年到1949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教员，1949年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当时最有名的两位理论物理学家，一位是费米，另外一位是特纳。特纳比我大十几岁，当时还不到40岁，是一个年轻的、非常有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对量子分子学有重要的贡献。后来他变得非常有名，称为“氢气弹之父”，他不喜欢这个称号，不过这是事实。
在座的年青同学也许不了解，原子弹跟氢弹的发展当初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在1938年，裂变这个现象发现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前沿的物理学家都知道可以造出原子弹。可是原子弹发展了以后，紧接着还要做氢弹。氢气弹大家知道要比原子弹还要大千万倍的爆炸力，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比从裂变到原子弹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这里头需要有一些窍门，这个窍门不是一时可以发展出来的。在美国最后发现这个窍门的就是特纳和乌勒，所以在国际上把美国最开始的氢气弹叫“特纳一乌勒爆”。当时的苏联发展出的氢弹叫“萨克爆”。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惊人的，因为中国只花了两年8个月，而法国花了8年，原因是中国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叫于敏，一位叫邓稼先。他们在两年零8个月之内发展出中国的氢弹，所以国际上把中国的氢气弹叫“邓—于爆”。邓稼先跟我是崇德中学的先后同学。后来在西南联大又是先后同学。他跟我非常之熟，一方面因为我们同是念物理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很多的私人的接触。1949年夏天，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他那时是普渡大学的研究生，他从普大学到芝加哥来，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合住了一个夏天。第二年他就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了。1958年他受钱三强先生指派，领导28个年轻的刚毕业的物理系学生，研究怎么制造原子弹。在这个岗位上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张爱平将军写了一篇文章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我想他是当之无愧。如果想一下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知道做原子弹武器的工作人员对于今天中国的贡献有多大。我在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覆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熏。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城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里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最近我有机会到青海去参观访问，去了一个地方叫金银滩，就是当年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他们上世纪60年代设计原子弹、氢弹的所在地。虽然我看过一些照片，看过很多的文章，但是到了那个蓬断草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