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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多年前的一次争论看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
作者：陈 璐 易 彬
关键词：大学语文；争论；历史呼应；当代意识
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意见，近年来更成为高教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争议性问题。争议的焦点是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实际的教学效果，由此派生出教材的编法、课堂的教法等一系列问题”。[1]这里所说的开始是“二十余年”前，实际上，在现代中国，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设置就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那些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总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激活，“大学语文”既肩负着年轻一代的“素质教育”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被激活实属正常，当然，历史语境有着重大差异，所关注的历史问题(包括课程名称)势必与今日有所不同。
一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个《大学国文选目》(以下简称《选目》)。这一选目的授课对象为大一新生，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大学语文”。该书由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历时两年(1940年秋～1942年10月)。六位专家为这一“选目”的编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预备工作阶段，对当时约20个大学的国文选文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发现涉及选文篇目共1051篇，作家353个。而在对这些篇目和作家进行了14项细致的比较之后，结果发现不能从其中“找出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大学生所该修习的作家和选文，是由或然的机会来决定”。《选目》即是一个“初步意志集中的调整”。
在具体教学目标上，委员会有四点设想：“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性作品”。“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同时，在选文标准上，又有三条原则：“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生人不录”；“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2]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大学国文选目》最终形态为：“如以时代为标准，选目包括的文章计周秦两汉共三十篇(占全部1／2)，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如以类别为标准，计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计论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三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3]
此一部颁《选目》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若干争议——这是可以想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此时已有20余年的历史，该选目竟全为古文，无一现代文(当时称之为“语体文”)。朱光潜即指出选目“还有商榷的余地”：“大学国文不是中国的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就大体说，两汉以前的文章选得太多，唐宋以后的文章选得太少；他着重史传叙事文是一大特色，不过十六篇史传再加上三篇左传，几占全部1／3(如论篇幅超过全部1／2)，似嫌过多”。而把白话文完全撇开，“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他们反对白话文。这是受成见与短见的累，时间会证明他们的反抗白费力气。另一种是他们以为白话文容易，无可讲亦无须讲。这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很惋惜他们给人一个排弃白话文的印象，很可发生不健康的影响”。[4]
魏建功做出了回应，称“白话文”并非问题关键之所在，没有选入语体文并非“复古”，而是秉着“生人不录”的观点，即出于对那些“摆头巾架子的人爱用自以为了不得的文字做范文选授”一类行为的反感。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文”、“白”不过是工具，过于强调白话和文言的分别，将两者视为不同文体进行区分，所导致的结果是“国文教学的现状”“不惟无进步反见退步”。魏建功从个人“学习语文”的经验出发，认为“决不能说语体文比文言浅易，文言比白话深奥”。相反，“白话比文言难做”。一般的人“把文言和语体分划得很严，而没有把中间真的分别处弄清白，造成了一种皮相的新旧观念”。[5]
魏建功在回应中还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学生国文程度的低下。在他看来，大一学生“国文病根深入了膏肓”，而这是“一个积久的羸弱症候”。也即，“历来国文教学没有一个语文科学的方法做中心”，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实际上是小学、中学阶段教学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大一国文问题表现的严重性不仅在现在高等教育上，又不独是连带到中等教育里课程标准的实施，也已经显示出未来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了”；是“下一代乃至下几代的严重问题”。因此，尽管目前的选目“或许失之过深”，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今大学一年级学生国文程度低浅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似乎不可以悬格先卑来将就”。教学不应“将就学生的程度”，而应“提高学生的程度”。[6]
二
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彼时和此时所面对的问题自是多有差异，但仍能从中找到一些“历史呼应”。这既跟《选目》本身有关，也跟它的实际操作有关。
首先说一说《选目》。《选目》的编选并非仓促完成的，而是对当时各校所使用的20余种国文教材进行了细致比较之后选出的，旨在改变以往“或然性”的状况而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以提高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而从目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看，编者对一些表象事实，如目前已出版多少大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课程在各学校的开设情况，进行过一定的调查，但对于各教材本身的内容，各自的特点甚至包括各自的缺陷，大多数编者却未必有过深入的分析。这一点，看看教材的重复率就会知道。
具体而言，《选目》的做法是舍弃语体白话文而全录古文，这一做法绝非用“复古”所能简单涵括。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既有价值理念上的因素，即，“白话”比“文言”更加难做，这和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关，白话文使用时间不长，自身规范尚未真正树立。这一点，在白话文已经完全确立的今日可置之不论(目前，大学语文类教材基本上都是“古代文”和“现代文”并重，山东大学的做法则可视为特例)。
一是，“提高学生的程度”。正如魏建功在回应中指出，当时不仅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也相当低下，用今日的话说，如何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可谓一项“系统工程”。事实上，魏建功所焦虑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