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从六十多年前的一次争论看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
作者：陈 璐 易 彬
也是当时众多语文教育工作者热切关注并著文讨论的问题，“抢救国文”运动成为了一个时代性的大命题，历时近10年。[7]观之今日，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文化挫折之后，尽管近些年来，中国文化重新走上了艰难的复兴之路，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年的问题依然以某种方式重新出现：那就是随着社会的整体性西化，汉语本位文化已呈式微之势，如何挽救、维持、发扬汉语文化不能不说是一项相当急迫的任务。而今日学生的文学素养与实际水平事实上也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因此，“取法乎上”——不是“将就学生的程度”，而是“提高学生的程度”，也应是今日“大学语文”教材选定时需要考虑的。
一是，“当代性”。《选目》全然摈弃“生人”(活着的人)的作品而不录，这自有其偏狭之处，毕竟，并非所有的“生人”都是“摆头巾架子的人”或“自以为了不得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摈弃又有着相当程度的合理性：《选目》所选皆为“经典”，表明编者所操持的乃是普遍的原理，即着眼于对汉语文化的普遍性理解和整体性把握。“生人不录”，表明对“当代性”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历史经验证明，“当代的问题”往往因契合了实际的现实问题乃至现实利益而具有某种峻急性，却也往往容易因时代的演进而失效。今日的大学语文类教材的“现代文”篇目数量普遍大于“古代文”篇目，其中起支配性作用的恰是“当代性”的标准，即“充分考虑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同专业大学生知识结构和心理需求”。[8]这固然具有历史合理性，能赢得一时之效，但其中也有将当代价值凌驾于普遍的、整体性的文学价值之上的危险。而如前述，“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的做法，也会使得教材更多地“将就学生的程度”，而无法实现大的“提高”。
其次是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选目强调在了解、发表、欣赏与修养四个方面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在今日的大学语文教材中也有体现，以陈洪版《大学语文》为例(该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教材编写的主要思路是“着眼于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着眼于通过‘好文章’(广义而言，也包括‘好诗’、‘好词’、‘好译文’)的欣赏和体味，提高语文实际应用能力，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生的兴趣爱好，着眼于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氛围的营造，着眼于教师好教，学生爱学”。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该教材还努力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旨在实现“‘课本+教学参考+导学+辅教光盘+网络教学平台+拓展读本+学科网站’这样一个整体化、全程化的新教材形态和新教学模式，为课程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9]
这样一个目标的设定是非常稳妥的，而且，由于编者考虑周全，该教材在使用时确实很方便。但是，在某些环节上，所悬置的目标未必能得到非常有效的实施，比如“欣赏与体味”能力之后的“语文实际应用能力”。从理论上说，前者可以通过具体篇目的讲解来实现，后者则需要在实践运用中来完成，这即是惯常意义上的“作文”。据主编陈洪教授在“教育部2006年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介绍，南开大学在教学过程很好地利用了“网络教学平台”，有着较为详细的评分考核方法，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固然不错，但从一个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将这一实践环节完全放到网络环境当中，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学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操作，这对学生而言是一种额外负担；缺乏严格约束，难以保证较多学生都得到实际锻炼。总之，过于依赖网络环境，这会使得实践环境缺乏充分的可操作性，并最终妨碍既定目标的实现。
即便不考虑实践环节的操作问题，如何将既定的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教学当中，也有需要审慎估量之处。魏建功当年曾提到在师资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每年每个大学一年级有上几百的人数，教师人选势必增多，教学经验的水准势必降低，有些大学的国文便用新毕业的学生担任；固不能断言他们不能胜任，但也不敢说这些新发于硎的大学国文教师就比中学里有经验的老国文教师高明多少。四年前也是被慨叹为程度低下的人，一朝毕业就获得了什么诀窍吗?”[10]他这番感叹背后的认识是，“新毕业的学生”缺乏“经验”，不足以担当起教学重任。观之今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课程设置本身即已相对边缘化，实际“担当起教学重任”的任课教师也多处于非专业化的相对边缘的位置。实际上，在相当一部分院校，都是“专业”不行的老师来教大学语文课——反之，教大学语文课的，往往都被认为是专业不行的。试想，又有多少学养丰厚的教授愿意“放下架子”来上大学语文课呢?在这次会议上，很多代表都提到应加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师资队伍的培养，这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峻急性。大学语文课程既没有培养自身所必须的一套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今日每个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又已有“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既定价值理念与实际教学效果之间无疑会存在并不算小的距离。
未结之语
如上所做，基本上止于问题的提出。而以六十多年前的一本《选目》及相关论争为参照，并无意于“复古”——无意于以六十多年前的相关出版及其讨论来衡定今日的情形，而只是想寻求一种“历史性对应”。近年来，大学语文类教材层出不穷，这无疑彰显了大学语文课程在教材编订、教学实践诸环节的某种急迫性，也外化了不同编者对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不同理解。我们希望编者们能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域来考量这一工作，以祛除因过于切近的“当代意识”而带来的某些蔽障。同时，也希望众多编者彼此之间能形成更多良性共识，以在更为切实的层面促进当代大学生“语文素质”的更大提升。
参考文献：
[1][9]陈洪主编．《大学语文》编写说明[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5][6][10]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M]．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J]．原刊《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两文现据《魏建功文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2～286，287～296．
[3][4]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J]．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现据《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23～29．
[7]参见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238～252．
[8]参见陈洪主编．版大学语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陈 璐，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易彬，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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