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不同理念
作者：白 焰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如书的前言中所述，是“1949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内地的这一范围之中”的“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作者认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因此，在评述各种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时应“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作者这里指的“历史情境”，即“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以及“显现这些情境的材料”。基于这样一种文学史观和评价尺度，本书在描述各种文学现象、文艺论争、作家作品，包括作品的体裁、类型、艺术形态时，更注重它们形成的外在因素，如文学写作的环境，作品形成、运作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各种机制间的关系；评判作家作品，也重在描述文学写作、出版、流通、组织形式及作家的存在方式等。例如《红岩》一书的成书过程。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从罗广斌、杨益言50年代初寻访遇难者的材料并在重庆各地多次作报告，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1958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将这一题材用长篇小说形式加以表现，以及重庆文联组织讨论会，组织各方面人才献计献策，直到1961年第三稿、第四稿完成的全过程。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第113页)。作者之所以侧重这些方面的描述，是为了阐释“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前言)这一历史渊源。
可以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以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的分期和分析文学现象的依据，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确立了一种新的观念和叙事体例。它对文学领域的矛盾、论争、分歧的重新审视，对复杂的政治文化与文学现象的对应的新的阐释，都具有探索性的意义。该书的写作甚至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规范，对后来的编写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正如众多评论者所说，由于该书过多地关注了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与社会政治背景间的对应关系，而忽视了这些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复杂性，以及不同体裁、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生成与发展。让人感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似乎只是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建立和运作的过程，而非文学作品构成的历史。书的叙述视野也还存在某些局限，如对文艺界的矛盾、斗争和历史事件的发生描写过于细节化，未能把它们放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做更深入的考察。另外由于作者尚未真正脱离以政治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书中未涉及台、港、澳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些应是此著的缺憾所在。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解读文，学史概念，体现对文学的精神和传统的理解的。作品打破了以往对作家作品、各种文学现象等文学史料的整合方式，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核心，展现多层面的文学内容和精神现象，以“潜在写作”与“民间意识”两个全新的文学史概念构建其理论框架。该书前言中指出，“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而著者在这本教材中所做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即虽然这些作品当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但他们确实在哪个时代已经诞生了，实际上已经显示了特定时代的多层次的精神现象”。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批“潜在写作”或称“地下文学”的作品被挖掘出来，如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等，一大批或在“文革”时期广泛流传，或于“文革”后重新修改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进入了文学史视野。这里的“潜在写作”，也包括一些在十七年未受到重视的作家作品，如胡风、绿原、曾卓、牛汉、穆旦、唐浞、彭燕郊的诗，张中晓、丰子恺等人的散文。这种对“潜在文学”的选择无可厚非。近年来，作为当代文学重要内容的“十七年文学”在一些文学史编纂者手中的分量越来越轻，“文革”文学更是一片空白。这两个时期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的时间比较长，其产生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强烈。这段时期的文学，上承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下接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长河中的位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可以说，该书这种对“潜在文学”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层面，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
由于著者主张的是“民间意识”，或曰“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型结构”，因此对十七年中的文学经典作品就采取了与传统文学史或主流意识话语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用著者的话说，“所谓艺术的形态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识”，“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 (第49页)。于是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赵树理成为“农民的代言人”，《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都是“利用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山乡巨变》等是“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锻炼锻炼》是“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茶馆》是“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等等。这种民间视角的确立确实使读者看到了一些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文学因素，但这种对民间意识独立性的过分强调，却无意中忽视或疏离了主流意识，甚至与之形成对立。如对《红岩》等在十七年中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政治抒情诗、散文、戏剧等优秀作品，或缺少精细的分析，或未提及。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是很难区分的，前者常常统一在后者之中。如《红旗谱》这类描写农民运动的经典之作，正是反映了农民由民间自发的反抗，而转变为反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斗争。可见“民间意识”的兼容、客观、多元，是有限的，它涵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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