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作者：赵 林
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这种观点，迄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它对于我们重新反思自然界的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做结论，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结论。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同学们理解康德的观点。我们看到一群孩子们在玩游戏，玩游戏就要遵循游戏规则，当这些孩子们一丝不苟地遵守游戏规则时，我们大人就会觉得他们很可笑。我们往往会告诉这些孩子，你们完全可以违背规则，可以投机取巧，但是孩子们不会相信你，因为他们觉得这规则是神圣的和客观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游戏规则本身只是人为设定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它完全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某种意义上，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相对论所展现的世界，虽然不是由人类约定俗成的，但它却与参照系有关，不同的参照系，连时间、空间都不一样，物体的形状也不一样，因此并不存在牛顿力学所展现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任何规律都与一定的参照系有关，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物理学的相对论进一步推进到心理学的意识流，我们就会发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参照系，世界永远只不过是你眼中的世界而已。我们谁也无法用别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因此世界的差异说到底只是每个人眼光的差异。在一千个观众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第四个问题：人究竟是像天文学家所看到的，由一些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而成的一个微小动物，在一个渺小而不重要的星球上无能为力地爬行着?或者他像哈姆雷特所说的那个样子：“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了。人到底是渺小的还是崇高的?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小生灵，还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万物主宰?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争论。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把人看得像虫子一样渺小而谦卑，只有上帝才是崇高的，人在上帝眼里不过是一堆罪孽深重的垃圾，这种自我菲薄的观点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人的自尊心又开始无限膨胀，把自己提升到自然主宰的高度。这种自诩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狂妄意识，使人类无限地夸大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把自己的自然伴侣——其他动物——当作虐杀、摧残和征服的奴隶，把大地母亲当作任意掠夺的对象，其结果就导致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自然警示——非典、禽流感——告诉我们，人类要是过于狂妄地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主宰，就会带来一系列实践上的恶果。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身，看待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
第五个问题：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卑贱的?还是一切生活方式都是虚幻无谓的?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那么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更是见仁见智。正如我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一样，在生活的意义方面，相对性的价值标准更是毋庸置疑的。且不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中，关于高贵和卑贱的界定就大相径庭，即使是在同一个时代、地域和文化中，不同的人群中间素来也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态度。这一点在理想分裂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尤其明显。在一个好莱坞、麦当劳文化流行全球，超女、戏说、恶搞现象盛行一时的当今社会，任何被传统视为高贵的东西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卑贱的，反之亦然。然而，当这种满足感官快乐的“短平快文化”抹煞了一切尊卑贵贱的差异之后，某些敏感的心灵是否还是禁不住地要追问：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高贵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向往吗?这种质问会引起无数心灵相通者的共鸣，毕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有着某种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性的。
第六个问题：善，为了要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毁灭，我们仍然应该追求某种终极性的善吗?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没有一种值得我们去不懈追求的永恒的善?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短暂的，那么既然人生如此短暂，有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永恒的、无限的东西呢?有没有必要以我们有限的生命去追求一种无限的价值呢?还是我们更应该去满足有限生命的各种感性要求，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人类在本性方面是很自私的，每个人都会尽力去追逐一己私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被一种崇高的、永恒的、无限的价值体系所感动，人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它。即使是在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清醒得令人可怕的世界里面，善似乎仍然有着它的永恒的独立价值，在功利世界背后总好像还潜藏着某些令人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的道德价值。
我们人生在世都会面对两样东西，一个是善或者道德，另一个则是功利即幸福——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物质利益方面的幸福。人追求幸福，天经地义，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人们追求幸福，例如像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那一定是一个摧残人性的异化社会。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只鼓励人们一味地追求物质幸福，完全不顾及道德，那么这也一定是一个夏洛克式的冷漠社会。我们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备受煎熬，我们既追求幸福，又渴望道德。但是我们往往会很遗憾地发现，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幸福的人往往不讲道德，讲道德的人往往不幸福，这二者是彼此分离的。很多人道德水准很高，但他一生都过得很悲惨，所以他只能乞求彼岸的幸福，他希望用此生的道德换来彼岸的一种好生活。而那些在现世很幸福的人们呢，他们往往为了达到幸福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往往是践踏了道德的原则才在某种意义上获取了幸福。面对二者的分离，该怎么办呢?康德给我们预设了一个未来：在未来的世界里有一个最高的主宰，他将根据人们的道德水平来分配幸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越高，他享有的幸福就越多，这样一个社会才是公平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以福配德的理想社会的存在，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才会坚持道德。由此可见，持之以恒地追求一种终极性的善，是需要一种超验的理想作为基础的。一个人如果真的像路易十五那样宣称：“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将一切关于善的考虑全部抛之脑后，那么这个人倒是可以像动物一样随心所欲地生活。一个动物从来不考虑善的问题，它只追求当下的幸福，正因为如此，它永远都只是一个动物!
第七个问题：究竟有没有智慧这个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极其精致的愚蠢?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总是觉得自己思考得很深刻，然而这种深刻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恰恰就是一种浅薄。人类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我们称之为理性或智慧的东西的浅薄性，我们曾经长期地陶醉在一种最高智慧里面，最后才发现那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愚蠢而已。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上帝的那些智慧，在今天以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不是一种极其精致的愚蠢吗?同样地，在几百上千年以后，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它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不可一世的科学理性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其精致的愚蠢?谁又能断然否认，在未来的某一天早晨，我们人类会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我们赖以建立整个知识大厦的理性根基正面临着被一种全新的公理系统从根本上动摇的危险，正如同支撑着中世纪整个知识体系的基督教世界观在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面前发生根本性动摇一样?
在上面列举的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是超出了确切性知识范围的哲学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任何信心十足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回答都只能说明我们的轻率。诚如罗素在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所说的：“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由此可见，真正的哲学既不会像科学那样囿于经验知识的范围之内，也不会像神学那样以一种权威的口吻来独断地发布真理，它的神圣使命或天职就是永不停歇地去进行追问、质疑和批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宗旨就不再是教授人们一些具体的哲学知识，而是启发他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和哲学生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