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科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作者：赵 林
归纳只是不完全归纳，它所得出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因此我们依据经验充其量只能说世界很可能统一于物质，而不能说世界必然统一于物质。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世界各个局部的、细节的问题，我们由此而整合出一个关于世界本身是什么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事物的某一种特性，并不足以构成推论整个事物性质的依据。18世纪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曾举例说：假如我们面前如果有20颗棋子，我给你讲了每一颗棋子的原因，然后你问我这20颗棋子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认为你这是一个假问题。北京大学的张世英先生，晚年也发表了一些极其深刻的哲学反思文章，其中有一篇叫《说不可说》。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无法言说的，但是人又有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非要去言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每一代哲学家都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言说那终极性的实在，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是哲学研究的那些基本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确定性的终极答案。哲学所探讨的那些终极性问题的特点和魅力恰恰在于，对于它们永远都不可能有终极性的答案。就拿这个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来说吧，大家看看，从古希腊到今天，在世界究竟统一于“心”还是统一于“物”的问题上，哲学始终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被所有人普遍接受的答案，乃至于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正说明了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它与科学问题是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宇宙到底有没有目的性?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人们通常认为，宇宙是有着某种内在秩序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果宇宙有着某种秩序性，那么问题就来了：宇宙中的秩序是怎么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就有两种回答，一种叫创造论，另一种叫进化论。创造论认为：宇宙为什么这么和谐，为什么这么有秩序?就是因为它是某个伟大智慧者的作品，这种和谐和秩序恰恰体现了这位创造主的特殊目的。这个目的性概念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遵循一种预先设计的程序而行，这种客观的程序体现着某种主观的目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就转过来类比一下我们的人工产品。人类制造任何产品都是有目的的，制造钟表是为了报时，我们把杯子造成圆口的是为了喝水方便，灯是为了照明，笔是为了写字，等等。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目的，这目的充分地体现在人造物中。但是我们如果由人造物推而广之到自然物，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自然界不是我们人造的，它本身有没有目的?如果说它没有目的，那它为什么这么和谐?你看有猫就有老鼠，有青山就有绿水。再来看看我们自己，假如我们还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不知道进化论的思想，不知道如此美丽的人类是由丑陋的猴子进化而来的，我们就会惊叹于人类身体构造的精美和谐。你看，我们的眼睛是最柔弱的器官，于是就有睫毛为它遮挡风沙，还有眼皮和眉毛对它形成保护；耳朵容易进异物，就生出耳廓来护住它；鼻子有孔，鼻孔就朝下而不是朝上开。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眼睛像蛇的眼睛一样没有眼皮和睫毛的保护，我们该有多么痛苦?如果我们的鼻孔是朝上开而不是朝下开，我们在生活中将会遇到多少麻烦?这一切器官都长得如此和谐，如果我们没有进化论的思想，如果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们一样认为，我们长得怎么样，我们的始祖大体上也长得怎么样，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推论出，如此和谐的人类一定是由一个更高智慧的神创造出来的，正如一块精美的钟表一定是由一个手艺精湛的钟表匠制造出来的一样。钟表很精美吧，那是因为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了它，给它设计了指示时间的功能。同样，大自然的精美程度要千百倍于钟表，你能说如此精美的自然界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吗?如果大自然的精美和谐完全是偶然的，那么这种偶然性出现的概率要比这样一种概率还要小得多：你到印刷厂随便抓一把铅字往地上一撒，竟然就撤出了一部《伊利亚特》!这可能吗?因此，在进化论思想问世之前，我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推出上帝创造世界的结论。正是由于智慧和万能的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了世间万物，所以整个宇宙才体现出一种普遍的秩序性与和谐性。
进化论问世之后，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当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进化论认为，人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和谐，他们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和谐起来了。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进化过程。进化论否定了世界之外的目的性，它用进化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起源。世界原本是无序的，没有什么规律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在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中逐渐从一个无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这就是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宇宙形成和生物演化的科学观点。由此可见，进化论与目的论在解释世界的秩序性的根据方面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
但是在当今美国的科学界，又出现了另一种试图调和这两种理论的观点。具体地说，即试图用进化论来论证目的论。一些有神学背景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智能创造论”的观点，他们从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的方向性中看到了目的论的证据。在这些人中间不乏美国科学界的佼佼者，例如美国前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John Gage等人，他们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人，但同时他们又有着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试图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从科学中为宗教信仰寻找证据。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论是宇宙界还是生物界，事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那么这个方向性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进化论本身不能解释的，进化论只能对一种运动的过程(即进化)进行描述，却无法解释这个过程所具有的方向性。方向性是在事物进化之前就被确定了的，所以才称之为进化，那么这种方向性是不是仍然表明了某种超越性的存在即上帝的特殊目的呢?正是由于上帝把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方向作为既定目的内在地赋予了自然界，所以整个世界才表现出一种进化的过程?对于这种“智能创造论”的观点，我们固然可以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加以反驳，但是我们却不能、也不应无视于它的理论根据。事实上，当我们从研究自然界的秩序而深入到探讨这些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据时，我们就已经由单纯的科学问题进展到难以有终极答案的哲学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自然律，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热爱秩序的天性?这个问题更加具有颠覆性，它使得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自然规律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类理性给自然界颁布的法则?康德哲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的挑战意义就在于，他认为自然规律本身就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赋予自然界的，即“人给自然立法”。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一边构成对象，一边形成对对象的认识，因此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已经不是纯粹客观的对象，而是已经被置于人的理性结构和认知形式中的对象，即已经被理性的法则所改造了的对象。这就是康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