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
作者：孙绍振
选择相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加以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从而探求艺术的奥秘，这种方法适应性比较广泛，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品，不论是中国历史、传说，还是西方《圣经》、神话，都曾反复地被大师加工成不同的体裁。但是，这种适应性也是有限的，不仅对绝大多数现当代作品不适用，而且对许多古典作品也不适用，有时即使适用，也可能由于一时手头缺乏齐备的材料而无法进行分析。但是，这并不等于形象的内在矛盾不存在了。要揭示其内在奥秘，还有一种方法，不是凭借现成的资料，而是把艺术形象中的情感逻辑和现实中的理性逻辑加以对比。
第三，情感逻辑的“还原”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个人的情感；一旦有了个人的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艺术家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 “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我的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比较表层的感觉才能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这时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几句诗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的程度越大，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例如，主人公以敬烟对司机表示善意，司机接受了善意，却引出粗暴地拒绝搭车的结果；主人公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司机本来应该很焦虑的，但他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司机却无动于衷。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篇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 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评判。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是不能光用读者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家的创造。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被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感，反而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样的扭曲的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如果不把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分开，就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很显然，已经进入了很深的层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完全属于情感的范畴，而是属于情感和理性交融的范畴了，其实，已经进入价值的范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