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

作者:孙绍振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分析《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对它前面早说过的“心乐之”和这里的“似与游者相乐”视而不见,却看出了“人不如鱼的”郁闷。这也是由于在方法上不讲究寻求差异,而是执著于统一性的结果:既然柳宗元被下放了,既然他政治上不得意,既然他很郁闷,那么他在一切时间、一切场合,都是毫无例外的郁闷。哪怕是特地寻找山水奇境,发现了精彩的景色,也不能有任何快乐,只能统一于郁闷。人的七情六欲,到了这种时候,就被抽象成郁闷的统一性,而不是诸多差异和矛盾的统一性。在分析《醉翁亭记》的时候,同样的偏执也屡见不鲜,明明文章反复强调的是山水之乐、四时之乐、民人之乐、太守之乐。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因为山水之间没有人世的等级,连太守也忘了官场的礼法。醉翁之意为什么要和“酒”联系在一起?因为酒有一种“醉”的功能,有这个“醉”,才能超越现实。“醉翁之意”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故范仲淹要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欧阳修只要进入超越现实的、想象的、理想的与民同乐的境界,就可以乐。这里的“醉”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醉醺醺,不计较现实与想象的区别;第二重,是陶醉,摆脱现实的政治压力,进入理想化的境界,享受精神的高度自由。可是拘执于欧阳修的现实政治遭遇与心情的统一性的学者看不到这个虚拟的、理想的、欢乐的、艺术的境界,还是反复强调欧阳修的乐中有忧,硬是用现实境界来压抑艺术,形而上学地淹没了复杂的、多变的结构。
  
  第二,多种形式的比较
  要寻求分析的切入口,有许多途径,“还原”并非唯一的法门。最方便的当然是作家创造过程中的修改稿。鲁迅曾经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在我国古典诗话中,类似“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例子不胜枚举。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最后一句是“还来就菊花”,杨慎阅读的本子恰恰“就”字脱落了,他自己也是诗人,试补了“对菊花”“傍菊花”,都不如“就菊花”。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中最后一句,原来的手稿是“但看黄华不用伤”,后来定稿是“寥廓江天万里霜”。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曾多次对《复活》进行修改。在写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到监狱中去探望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哭着恳求她宽恕,并且向她求婚时,在原来的稿子上,玛丝洛娃一下子认出他来,立刻非常粗暴地拒绝了他,说:“您滚出去!那时我恳求过您,而现在也求您……如今,我不配做您的,也不配做任何人的妻子。”后来在第五份手稿中,改成玛丝洛娃并没有一下子认出自己往日的情人,但是她仍然很高兴有人来看她,特别是衣着体面的人。在认出了他以后,对于他的求婚,她根本没有听到心里去,很轻率地回答道:“您说的全是蠢话……您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女人吗?您最好别露出声色,给我一点钱。这儿既没有茶喝,也没有香烟,而我是不能没有烟吸的……这儿的看守长是个骗子,别白花钱。”相比之下,原来的手稿显然很粗糙。玛丝洛娃原本是纯情少女,由于受了聂赫留朵夫的诱惑而被主人驱逐,到城市后沦落为妓女。在原来的手稿中,写她一下子认出了往日的情人,往日的记忆全部唤醒了,并且把所有的痛苦和仇恨都发泄了出来。然而在后来的修改稿中,托尔斯泰把玛丝洛娃的感知、记忆、情感立体化了:首先,她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说明分离日久,也说明往日的记忆深藏在情感深处,痛苦不在表层。其次,最活跃的情绪是眼下的职业习惯,见了陌生男人,只要是有钱的,便高兴起来,连对求婚这样的大事都听不到心里去,这正说明心灵扭曲之深和妓女职业对心灵的毒化之深,即使往日的情人流着泪向她求婚,她也仍然把他当做一个顾客,最本能的反应是先利用他一下,弄点钱买烟抽。说到不要向看守长白花钱时,居然哈哈大笑起来,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非凡。这更显示了玛丝洛娃的表层心理结构完完全全地妓女化了、板结了,因为在这样重大的意外事件的冲击下,它也依然密不透风,可见这些年来她心灵痛苦之深。定稿中的“哈哈大笑”,之所以比初稿中的严词斥责精彩,就是因为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她心理结构的化石化,读者记忆中那个年轻美丽、天真纯情的心灵被埋葬得如此之深,其精神似乎完全死亡了。一般读者光是读定稿中的文字,虽然凭着直觉也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笔力的不凡,但是却很难说出深刻在何处。一旦和原稿加以对比,平面性的描述和立体性的刻画,其高下、其奥妙就一目了然了。
  凭借文学大师的修改稿进入分析,自然是一条捷径,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资料凤毛麟角。但是它们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很难完全放弃。于是许多经典评论家往往采取间接的办法,例如莱辛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评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时,创造了一种办法,那就是从相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作品中寻求对比。拉奥孔父子被蛇缠死的故事,在维吉尔的史诗中被描写得很惨烈,他们发出了公牛一样的吼声,震响了天宇。可是在雕塑中,拉奥孔并没有张大嘴巴声嘶力竭地吼叫,相反,只是如轻轻叹息一般,在自我抑制中挣扎。莱辛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雕塑是诉诸视觉的,如果嘴巴张得太大,远看起来必然像个黑洞,那是不美的,而用尽全部生命去吼叫,在史诗中却是很美的,因为诗是语言的艺术,并不直接诉诸视觉,而是诉诸读者的想象和经验的回忆。莱辛给了后代评论家以深刻的启示:在雕塑中行不通的,在史诗中却非常成功。只有明白了雕塑中不应该做什么,才会真正懂得雕塑中应该做什么,用评论的术语说,就是只有把握了一种艺术形式的局限性,才能理解它的优越性。对比同题材而不同形式的艺术形象的差异,正是分析的线索。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长生殿》同样取材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但是,在诗歌里,李杨的爱情是生死不渝的,而在戏剧里,两个人却发生了严峻的冲突。联系诸多类似的现象,不难看出,在诗歌中,相爱的人,往往是心心相印的,而在戏剧里,相爱的人,则是心心相错的。在戏剧里,没有情感的错位,就没有戏剧性,没有戏可演。同样是在七月七日长生殿,李隆基与杨玉环盟誓:生生死死,永为夫妻。在诗人白居易看来这是非常浪漫的真情,而在小说家鲁迅看来,在这种对话的表层语义下,恰恰掩盖着相反的东西。郁达夫在《奇零集》中回忆鲁迅的话:“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
  联系到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对于自然景观发出了那么真诚的赞赏,这里的美,远离尘世、超凡脱俗,但是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其境过清”,欣赏则可, “不可久居”。柳宗元就坦然地离去了。柳宗元性格的一个侧面是比较执著于现实,这在散文中得到了自如的表现,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则是另外一面,那里充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开头两句,强调的是生命的“绝”和“灭”,一个孤独的渔翁,在寒冷、冰封的江上,是“钓雪”,而不是钓鱼,不要说“其境过清”,就连寒冷的感觉都没有,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这和散文中“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境界大不相同。把诗歌里的柳宗元和散文里的柳宗元的差异抓住,加以分析,比之一味只承认只有一个统一的柳宗元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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