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人文话题是“去语文化”的重要诱因

作者：任富强

　　任何学科的教材都是以言语作品形式存在的，任何言语作品都有内容与形式。不过，其他学科言语作品承载的都是本学科的学科知识，语文学科的教材内容则几乎无所不包。正如夏丏尊先生在1936年所作的题为“学习国文的着眼点”的演讲中指出的：“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和别的科目性质不同”，“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凡是文字，都是作者的表现。不管所表现的是一桩事情、一种道理、一件东西或一片情感，总之逃不了是表现。我们学习国文，所当注重的并不是事情、道理、东西或情感本身，应该是各种表现方式和法则”。〔9〕很显然，设置语文学科的宗旨不是让学生了解教材中选文的内容，而是要让学生学习选文表达内容时所采用的语言手段。这是语文学科与生活语文、社会语文的根本区别。更何况人文话题是无法穷尽的，而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则是有限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学习掌握。因此，编制语文教材，选择文篇的依据应该是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1934年，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和陈望道等人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及此后不久出版的著名教科书《国文百八课》，都是体现语文学科特性的有益尝试。
　　当下，语文的学科定位变得有点模糊了。温儒敏教授说：“现在的教材人文性是足够突出了，在现今氛围中，我倒是担心这种处处要求呈现人文性的心理可能造成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淡化了必要的工具性，掏空了基本的语文训练。”〔10〕曹文轩教授也说：“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11〕揆诸语文教学的现状，他们的话决非无中生有，也非杞人忧天，值得我们深思。
　　
　　四
　　
　　人文化话题的盛行，原因很多，除了对课程标准误读等原因外，还与几年前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有关。一些人文论者，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手，激情在胸，居高临下，而遮蔽了自身的理论缺陷。
　　如有论者认为，“历史地看，‘工具说’有它的合理性。……叶圣陶等前辈语文教育家高举‘工具说’的大旗，明确了语文学科不同于政治等学科的独特性质和价值，初步为语文学科争得了独立的地位”。但由此居然能推导出“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语文课往往被要求上成‘政治课’”，其内因是“工具说”的结论：“既然是工具，为什么不能、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呢？于是轻松自如地滑向了‘政治课’”。〔12〕实际上，工具论中的“工具”所强调的是语文学科的独特性质和价值，其内涵主要为语文的形式（技术）训练，而不是内容（精神）训练，这种学科价值取向与语文教学的“政治课”取向决不是同一路数的。事实上，总体来看，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也一直在不同时期与各种形式的语文“政治课”倾向作斗争；“政治的工具”中“工具”的内涵是与语文的人文性观点基本一致的，它们都看重语文学科的内容，其区别只在于对内容的不同诠释。总之，其结果是让语文学科承担了本应该由所有学科都承担的传播文化、哺育精神的作用，这妨碍了将这种作用内化为语文学科的自身特征。
　　另外，对国外母语教学情况的片面理解也是一个原因。《美国语文》教材是按照美国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展示了“美国历史的演进、文明的传承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13〕据此，有人便认为美国的语文教材都是按照内容来编写的，强调人文性、思想性。其实，这部《美国语文》仅仅是美国语文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说来，美国多数中学在语文教育方面会选择三部教程：一部《英语》，主要讲解语法知识，一部是《拼写》，注重单词的拼写训练，还有一部《文学》，介绍各种题材的美国文学读本”。〔14〕不言而喻，《英语》和《拼写》重视的是语文基本技能。就算《文学》强调的全部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那它所占的比重也仅是三分之一。另外，《中外母语教材选粹》中所推介的美国语文教材《语言》，则完全是“按写作类型编排，共有四种写作类型：叙事文、说明文、描写文、议论文”。〔15〕如果再结合下面这则材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更加通达。1983年，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向国家提出了一个报告：《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它提出了如下实施性建议：“中学英语的教学应该使毕业生具备：（1）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2）写作结构严谨、有力度的文章；（3）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4）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种遗产如何增强想象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16〕美国母语教学最注重什么，什么是重中之重，什么是应该兼顾的，已经不言自明。
　　也许有人认为，教材具有不确定性，教师又有自主性，不论怎么编，关键是教师怎么去处理，用人文话题组元的教材完全可以避免如前所述的弊端。这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能忘记，教材的重要特征是确定性和指导性。教材是课程的载体，直接反映课程目标，它把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文章篇目、学习要求等固定为系统的教学依据，体现了对教与学两方面强势的导向意义。因此，不确定性和自主性，必须植根于教材的规定性和指导性，否则，教材也就失去了它的指导作用。
　　
　　〔1〕方智范《谈谈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与“语文性”》，《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06年7～8期。
　　〔2〕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
　　〔3〕《半农杂文》（第一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52页。
　　〔4〕《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5〕《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6〕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7〕《夏丏尊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8〕蒋述卓、洪伯昭、魏中林、王景霓、刘绍瑾编著《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29页。
　　〔9〕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语文学习》2005年第4期。
　　〔10〕http：//www.pep.com.cn/gzyw/hdzx/zbbd/kbjczth/
　　〔11〕桑哲《语文：民族化的薪火传承者母语规范化的责任承担者——访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曹文轩教授》，《语文建设》2005年第1期。
　　〔12〕王尚文《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368页。
　　〔13〕〔14〕马浩岚编译《美国语文·序》，同心出版社2004年版。
　　〔15〕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课题组编《中外母语教材选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92页。
　　〔16〕转引自王丽《高考语文丢失了什么》，《中国青年报》冰点587期200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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