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关于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问题

作者:顾振彪




  三是坚持正面教育。不少名作都描写了社会的丑恶现象和畸形人物,这部分内容自然有它们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教科书。在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曾有先生指责语文教科书选用了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却没有选入小福子卖淫的情节;选用了曹禺的《雷雨》(节选),却没有选入周萍与繁漪乱伦的情节。这位先生显然不知道教科书要对学生坚持正面教育,卖淫、乱伦的内容不适宜在课堂里进行教学。
  目前,新出版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丑恶现象的内容大量增加。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多次忧虑地说:现在的文学作品很“脏”。这应该引起教科书编者的警惕。
  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这三条标准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语文教科书,语言文字好是最为要紧的。思想内容的重要性,谁也不可低估,但语文教科书毕竟不是政治教科书,因此思想内容只要积极健康就合乎要求了。艺术水准高的作品,思想内容稍有消极因素也可以入选教科书。语言文字好这条标准则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因为学语文主要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语言文字一定要堪为楷模。现在的课标实验教科书,大都是按照人文专题编排的,有时为了适应专题需要,只看内容而忽视语言,把思想内容符合专题而语言文字较差的文章选入教材,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至于适合教学,是三足鼎立之一足,是硬条件,也不可忽视。
  关于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除了上面谈到的标准外,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课文的数量。
  我国中小学生应该学习多少语文课文?大多数人认为,现在教科书课文数量太少。吕叔湘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大声疾呼,我国语文教科书不能只薄薄一本,应该大量增加课文。然而,也有教师说,课文多了教不完,教科书不能再厚了。其实,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我国中小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语文素养,要具备这样的语文素养必须学习多少语文课文。这些语文课文是每个中小学生都必须吃的“基本口粮”。少吃了就会营养不良,影响孩子的发育成长。至于这些课文能否教完,那是教学方法问题,只能服从于教学内容的需要。换句话说,不能借口教不完而减少学生的“基本口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学生的语文“基本口粮”还缺少理论和实验论证,所以谁也说不清教科书的课文究竟要选多少。
  第二,文学课文和实用课文。
  在世纪之交的语文大讨论中,曾有大学教授厉言批评《景泰蓝的制作》这样的文章竟然也选进中学教科书。言下之意,这种典范的说明文不能作为语文课文。在这位文学教授看来,只有文学作品才能登教科书的大雅之堂。讨论这个问题,要从语文教学目标出发,我们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主要指理解和运用实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既然如此,包括说明文在内的实用文,势必是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培养文学欣赏能力的呼声很高,文学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加强文学教育是对的,但文学课文究竟占多大比例,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不管怎样,实用文是绝对不能排斥的,必须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顺便说一句,就我所见,在国外母语教科书中,也没有以单一的文学教科书替代语文教科书的。在综合型教科书中,有文学作品,也有实用文章;在分编型教科书中,有文学,也有语言。总之,不能把语文教科书改成单一的文学教科书。
  第三,传统课文与时文。
  随着我国国学热、读经热的兴起,有一些学者主张学生从小就应诵读传统文化经典。他们认为,一个学生如果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诵读经典,语文素养必定很高,现在全社会忧虑的语文水平下降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对此,另有一些学者却不愿认同,甚至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变相恢复封建读经教育,违反现代教育规律,摧残青少年心灵,使学生成为只能死记硬背古书、不知发现创新的庸才。应该说,两方面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局限,应该求同存异。这“同”,就是语文教科书应以经典为主,这主要指传统名家名著(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作品),时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还没有经过长时间考验,很难说哪些是经典,但可以把公认的少量好作品暂且归入到经典中,与传统经典作品一起作为教科书课文的主体。应该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列出我国中小学生必读经典篇目,这是学生的“基本口粮”,任何一套教科书都必须选用。此外,教科书还必须选入一些非经典的时文,它们以切合学生实际、时代气息浓厚、语言鲜活新颖见长。这些时文的篇目不宜指定,应由各套教科书编者自选,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
  关于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问题,一向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这里所说,仅是一家之言,抛砖引玉而已,期待同仁们教正。
  
  〔1〕引自《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叶圣陶先生和教材建设》,《刘征文集》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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