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
作者：倪文锦
1961年1月，《文汇报》又组织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同年12月，《文汇报》发表社论进行小结，指出：“就一篇课文来说，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语言原是密切联系，谁也离不开谁。”“根据语文教学的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课文，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所学的课文表达了什么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懂得作者是如何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表达其思想的，并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说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60年代前期语文教育界在认识上已经趋于一致，并在实践上通过新大纲的拟定和新教材的编制进一步规范了教师的教学行为。进入80年代，语文教育界再次确认“文”和“道”的关系，不过，当时明确使用的是“工具性”和“思想性”这样两个概念。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但当时人们对后者，即语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表述也有质疑，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载体，它本身也是文化。这就启示我们：用一个并不成熟的概念来给学科定性，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我们应尽量减少人为的主观随意，多一点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
5.现在，有不少人误以为，语文教学重视语言训练就必然会丧失人文精神，而弘扬和回归人文精神最直接简便的办法就是以文学教育为主。表面上看，它似乎为语文教学找到了治病的良方，实际上反而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根本。我们以往的语文教学不是没有文学教育，但人文精神真正得到弘扬了没有？由此看来，人文精神丧失与否与文学教育似乎也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语文教学要坚持思想性，要弘扬人文精神，是无法绕过语文训练这道坎的。语文，尽管目前大家对它内涵的理解有许多分歧，但我们必须尊重新中国成立之初学科正名的初衷，尤其是它所反映的言文一致的学科特点。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语文课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学习这一基本事实。而语言的学习自然包括语言与言语。因此，无论是叶圣陶先生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说，还是吕叔湘先生的“语言文字”说，只要我们不作褊狭的理解，语文的内涵都非常清楚。在基础教育中，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学习其他学科，语言只是一种媒介，只有语文学科的学习才需要研究与探讨语言本身，即不仅要理解它表达了什么，还要研究它是怎样表达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表达。由此不难看出，从学科特点而言，作为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文化传承工具的语文，对它的掌握并臻于熟练始终不能脱离语言的工具性，重视语言训练是语文学习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脱离或忽略语言工具性特点的语文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从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历史看，还没有哪个阶段的语文教育水平已经高到需要批判语文工具性的程度。反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动机，只要我们忽视或轻视语文科的工具性，片面地、人为地夸大思想性或人文性，我们的语文教育就一定会受到挫折，学生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思想教育或人文熏陶，而且语文水平也必会下降无疑。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工具性，何来思想性或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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