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2)



  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巅峰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一个讨厌圣人脸孔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越想打扮得完美的人,大家越想拉下他的画皮——这可以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再者,人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上,如果有违自然,就会适得其反。余秋雨越俨然,越煞有介事,越冠冕堂皇,大家越觉得他装柿子,越容易想起他那未擦干净的部位。  

  中国有句话叫“为尊者讳”。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尊者”,余秋雨已经先替自己做起了为尊者讳的事。他一向只替民族历史文化反思,却从来不替自己反思,好像根本不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就凭这一点,他也称不上真正的尊者。可问题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人们愿为尊者讳,却绝不愿为俨然尊者讳。余秋雨正在堂皇间,冷不丁受到了那飞来一棒——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尊者”的待遇,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堂皇上。  

  其实从《南方周末》披露的史实来看,余秋雨“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大恶,按我原来的猜测,他至少应该比这严重十倍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来,免得让别人费心去调查,也免得以这种方式披露出来更难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期待,他不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他有权利回避,除了公检法和特定的清查组织,谁也无权要求他主动交代。可是,即便他没有这么理想化,被人揭出来之后,至少也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坦然承认,或者淡然默认。他最最不该的就是:断然否认。  

  在否认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点方式方法,那就是《新民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曲折由来。所以余秋雨不必抱怨媒体,他本人不是也曾经利用过媒体吗?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而且,余秋雨能够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媒体。余秋雨试图用侧攻的战略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搞得自己很没面子。这件事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大家对余秋雨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文革”问题上去了。余秋雨此举曾经让我非常费解,泪水是和温情、善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灵魂温柔、处事文雅的人,怎么能做出那么简单强硬、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事情来呢?后来想想,刘备的哭也是一绝呀,而且哭得很真诚,只是眼泪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清罢了,因为被他的眼泪模糊了双眼。明明有其事,偏偏说成无,当然欲盖弥彰。本来只是偷了一根针,却拼命抵赖,结果把自己抵赖成了一个大盗。这件事余秋雨做得的确太不君子了,而且聪明过头,成了糊涂。聪明必须有道,否则,不君子的事最终都将体现为不聪明。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豁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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