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在“文革”中是“走资派”，“造反派”中的情况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北京就有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面还设有若干分站，开了我一系列斗争会。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亲自布置过两回，站上的负责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一个“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站，”我对这个联络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一个头头后来就在一个宣传机构中当权，管起学术理论批判工作来了。因此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2000年第9期)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八十五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　　 　　（2000年5月16日）　　 　　（《深圳周刊》200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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