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朱永嘉要我写，我说还是让《文汇报》组织内行写比较好。1968年10月16日，《文汇报》为此专门成立了五人写作组，其中余秋雨公认文笔最好，徐企平最内行。第一稿是来自国棉十七厂的王亚伦写的，他10月31号拿出第一稿，六千多字，打印成铅字后，上头一看，完全是工厂大批判的水平，没抓住要害。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他的稿子拿出来后，大家传阅时感觉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给余秋雨。之后，我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1969年发表在《红旗》6、7期合刊上。而余秋雨早在1969年1月就到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去了。当时的讯息渠道并不畅通，日后我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孙维世的死亡时间是1968年月10月14日。”　　 　　“记得参加五人写作组时，余秋雨的毕业鉴定还没有做好，他白天到学校去，晚上来《文汇报》社报到，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他当时很穷，父亲被关起来，叔父又自杀了，正长身体的他根本吃不饱，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报社，主要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记得他的英文很好，能看得懂莎士比亚英文原版剧本，我经常在《文汇报》的楼道内听到他朗读外语的声音。”（《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胡锡涛这篇谈话，一边为余秋雨开脱，一边又在开脱时褒中带贬的损余秋雨为了“吃一碗肉丝面”不惜卖身投靠“四人帮”写大批判文章。他这次谈话破绽甚多，经不起推敲。 我曾写了一篇《评胡锡涛自相矛盾的“证词”》：　　 　　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胡锡涛为了替余秋雨开脱，在过去的回忆录中追加了“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有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这段话，以说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定稿时一个字都与余秋雨无关。这一情节很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余文有可能已排成了铅字。因“工厂大批判水平”的一稿都排成了铅字，最能写的余秋雨写的二稿却没有排成铅字，这可能吗？二稿经“大家传阅”，这“传阅”的不太可能是手稿。而只要排成了铅字，余秋雨就无法当场全部撕掉，胡锡涛写三稿时就必须参阅。当然，这还有待证实。此外，胡说重写此文时自己“闭门苦干了一个多月，两易其稿，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最后一字没动”，也颇值得质疑。　　 　　一是他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中讲的是“我在《文汇报》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而不是他现在说的一个月。　　 　　二是他写三稿时是否“最后一字没动？”据他自己原来的回忆，他两易其稿后，徐企平看过清样，又被姚文元在“文章开头”“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另有司马东去在《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回忆可作旁证：“《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由姚文元定稿，登在《红旗》杂志上”。可见，胡锡涛说他写完后“最后一字没动”，是不真实的，有为代他人受过和作伪证的嫌疑。他说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与此文有关的二稿执笔者余秋雨。　　 　　但洗刷只会越刷越黑。胡锡涛的证词倒是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笔者说余秋雨曾参加过批判“斯坦尼”小组，成了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以及笔者在《南方文坛》上说的余秋雨“只是奉命参与讨论执笔并非是最后定稿人”的真实性。余秋雨为写批判“斯坦尼”一文二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这和胡锡涛过去说的余秋雨为完成江青、姚文元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同样证明了余秋雨当年为了完成江青的批判“斯坦尼”的政治任务，是何等的投入和用功！　　 　　到底余秋雨写的批判“斯坦尼”一文的二稿有无排成铅字，或定稿时他有无参加，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余秋雨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显然不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小组，而是打着学术研究幌子在“四人帮”控制下从事革命大批判的“爆破”小组，这可从此文于1969年在《红旗》第6、7期合刊上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得到反证。　　 　　郑雪来作为中国研究“斯坦尼”的首席权威，他对胡锡涛的质疑比我的看法更显得力透纸背和打中要害。他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附录的《疑点之三》中说：　　 　　胡锡涛在受访中说，“第二稿由我交给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十天左右”的时间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当然还要加上反复阅读四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这真是奇迹！我作为“斯坦尼”全集的主要翻译者，当然知道这四卷本的总数足足有二百万字，而且第二至第四卷全是相当枯燥的理论性东西，读一遍少说也要花十天时间。那么，按照胡锡涛所说的“四卷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得反复读多少遍呢？连读带写，这十天够用吗？胡锡涛还特别声明：“因为它像学术论文，于是我原封不动把尚没来得及排成铅字的手稿退还余秋雨。”胡锡涛可谓用心良苦，为证明此文“确实与余秋雨无关”，他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只可惜他所谓的“十天左右”和“四卷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的明显矛盾使他的“证词”露出了破绽，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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