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进山东大学的胡锡涛，毕业后分到复旦大学当助教。他在1962年第5期的《新建设》上发表学术论文，毛泽东看后说了称赞的话，由此受到高层赏识。　　 　　1963年，上海市委开始器重胡锡涛。1965年4月，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把他调入中共华东局由姚文元任组长的内刊当编辑。1965年11月，姚文元在发表《评〈海瑞罢官〉》前，曾主动向胡锡涛征求修改意见。1969年7月，胡锡涛成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最早成员，和朱永嘉一起负责《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组织与定稿工作。1968年11月，他具体布置余秋雨写评“斯坦尼”第二稿，并于1971年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写作小组。1970年，加入中共后的胡锡涛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由姚文元于1972年3月点名安排他到《红旗》杂志工作。每月初，他与《红旗》最高领导“军代表”和编辑部三位召集人一起到钓鱼台开编前会，主要负责文艺组的稿件。　　 　　在清查“四人帮”余党运动中，审查四年后的胡锡涛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1982年降格为《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编辑。1986年3月复查时，被定为“犯有严重帮派思想的人”即“三种人”之一而开除党籍，后“下放”到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1993年评为研究员，1997年退休回京。　　 　　余秋雨在“文革”中不幸成为“小人”那段历史，和胡锡涛的“提携”有极大的关系。在20世纪末大陆掀起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讨论中，胡锡涛为了帮余秋雨“突围”，特地写了《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此文名义上是为余秋雨辩护，说他“文革”中如何勤奋学英语，由姚文元布置、胡锡涛具体分配他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却写成了“学术论文”，还说粉碎“四人帮”后，翻来覆去对余进行审查“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狡黠的胡锡涛在为余秋雨辩护时，又故意如数家珍似的抖出许多他人闻所未闻乃至给余秋雨“致命打击”的史料，如说余秋雨三进“四人帮”写作组系统，在写作组呆了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并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等等。　　 　　胡锡涛此文自相矛盾，重要事实和结论不相符，致使过于聪明的余秋雨仍上了大当，认为胡是自己人，是关键时刻唯一能帮他“突围”的好战友。可此文已明确说过余秋雨参加过批“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作班文艺组及下属的“石一歌”小组，又写过评“斯坦尼”文章的二稿——虽然这二稿胡锡涛说被他“枪毙”了，但这“枪毙”一事留下许多使人怀疑胡锡涛在胡说的漏洞。更重要的是胡文的后半部分有这么一段令余秋雨十分尴尬无法辩解的话：　　 　　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评斯坦尼文章就是他写的。”　　 　　胡锡涛文章埋的这个陷阱，余秋雨没有看出或他忙于云游根本没有时间仔细地看，便一头跳了进去，既然和被告一起把此文当做重要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对他来说，把此文当证据岂不等于承认自己单独执笔写过评“斯坦尼”的文章？胡锡涛前面再怎样替他打掩护，诸如把二稿“枪毙”了或如余秋雨自己后来追加的把二稿当场撕掉，可在胡锡涛上述那段话——“文章就是他写的”中全部抵消了。　　 　　胡锡涛是位反反复复叫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余秋雨把他视为“知己”和“证人”，是被他的某些甜言蜜语迷惑了。在“余古官司”发生后，胡锡涛接受北京《华夏时报》记者芬子　　 　　采访时，又作了《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的谈话，其采访记录如下：　　 　　胡锡涛是余古诉讼案中的一个关键证人。古远清在为自己惹来官司的四篇文章以及日前给作协的公开信中，一再提到胡锡涛发表在《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上的《“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认为该文证明了余秋雨参加了《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评》）的写作。　　 　　记者昨日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在北京东城区一间简陋的两居室中找到六十七岁的胡锡涛老人。见到记者，他第一句话是：“找我算找对了人，目前世上恐怕只有我最清楚《评》写作的经过。因它是我亲笔写的，说一句公道话，确实与余秋雨无关，这篇文章与孙维世的死也无任何关系，因为它公开发表时孙维世已含冤去世九个多月了。”　　 　　胡锡涛说，他1962年因一篇学术论文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引起上海市委的重视，后来又成为《红旗》（如今的《求是》）杂志文艺组负责人。“‘四人帮’倒台后，我主要因为写作《评》以及另一篇文章而被开除党籍，离开《求是》编辑部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前几年退休后又回到北京”。　　 　　胡锡涛回忆说：1968年，上海市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朱永嘉打电话找我，说姚文元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组织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凯洛夫，一篇是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者大家都知道是前苏联教育家，批之主要是为了配合教育改革，后者大家都不熟悉。我告知这是前苏联戏剧家，揣摩着这其实是江青要的，旨在配合她的“京剧改革”。当时小道消息说，在前苏联戏剧专业留学回国的孙维世一直不大瞧得起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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