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提及四川出版的《“审判”余秋雨》，书前严正声明：“‘审判’只是审视和判断的意思，非法律名词。”本文这里也是借用，以让读者明了余秋雨的“官司之旅”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的地方。另方面，这个标题也来自余本人在“关天茶舍”网站做客时所讲的一段话：　　 　　现在有关这个案子的文章太多了，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似乎是在庭外审判余秋雨。现在人们似乎把审查中心落到我的头上，这种舆论导向是不对的。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局面：老百姓是陪审团，骂我的人成了法官，这完全把角色颠倒了。　　 　　下面，是在“余古官司”期间——也包括官司前海内外知名人士和作家、读者庭外“审判”余秋雨的非现场“座谈会”纪要：　　 　　拾风（上海杂文家）：可能有人奇怪，“‘文革’结束近二十年，还旧事重提，对某些人揪住不放，干嘛？”上面说过，“丁学雷”、“石一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客观存在，不能抹去，但就其成员来说，总得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据我所知，“石一歌”成员中有的正以行动改前非、塑新我，人们是看在眼里的。只有（何）满子文中提到那位大谈美学的某“骁将”，有些特别。本来，真正搞学术研究也不坏，只是这位先生的“宏文高论”，多少带有些“项庄舞剑”的怪味。近年，人格学忽然成了此公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位先生到底对什么人的“人格”发生兴趣呢？1992年，他写给一位被曰为不服训教的老先生的信里泄露了真情：“……显然您又不幸成为我讲课的例证。但听过我课的人都知道，我历来喜欢大胆评述当代人、身边人。健在的巴金、黄佐临、谢晋等，我都在课堂上分析过他们的矛盾人格结构，用语更刺人。”（这都是原话！）三五句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其盛气，狂气，霸气，杀气，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已经极少感受到了，人们当然要疑云乍生，这是哪家的语言呢？很显然，这位先生举出的“人格矛盾结构”典型人物，无疑是经过一番精选的。他“身边”（准确点说，应该是在“鞍前马后，随侍在侧”）的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阴谋家、两面派，那一伙以凌辱、伤害、践踏别人人格尊严为看家本领的混蛋们的人格结构应该是大可作为典型分析之、评述之的。可是这位绝口不谈“文革”的此公，对这些“人物”回避、宽容，独独选出在“文革”中受尽侮辱、伤害的巴、黄、谢，而且显得如此得意非凡，这又是为什么呢？……（摘自《对何满子新作的议论》，上海，《世纪》1994年第5期）　　 　　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即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2000年第9期）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八十五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摘自于光远：《跨越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余秋雨：于光远在报纸上写文章，说他不认识我，也没有读过我的作品，竟然也道听途说而写了文章。古远清两次在文章中引用于光远的信口言谈，作为他的证据，这是中国的一大悲剧。在以权利系统为杠杆的国家里，以他如此高的地位，他的发言给这一事件加深了严重性。他是一个以反对伪科学扬名全国的人，在这件事上，他违背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因为他对我一无所知。他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科学精神。（摘自江迅：《捍卫独立人格要付出代价》，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8月26日—9月1日）　　 　　柳叶（上海《文汇报》编辑）：对那些指责，不理会又如何？知堂老人晚年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中的一段故事：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知堂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　　 　　余秋雨毕竟不能免俗。原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如今告上法庭，被告方肯定会找出许多证据，翻出许多陈年老账，人证物证，又免不了几番口舌之争。结果如何也未可知，何必呢？（摘自柳叶：《一说就俗》，香港，《信报》2002年8月8日）　　 　　董桥（香港著名散文家）：孙光萱教授《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致余杰的一封公开信〉》是一篇重要、诚恳、动人的文章，……我跟余秋雨是朋友，希望他打破心理关口，正视真相，继续静心写作。（摘自董桥：《一篇讲真话的重要文章》，香港，《苹果日报》2000年5月4日）　　 　　余秋雨：境外的文化名人，香港的董桥、罗孚等朋友，怎么会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谣言呢？他们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中国大陆还不太了解……我很不愿意提孙光萱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给我造成了几乎一生的灾难。他用伪造的诚恳的话语，使董桥先生相信了，我一点不怪董桥。（摘自江迅：《捍卫独立人格要付出代价》，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8月26日—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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