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书已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了。 　　所谓随意，就是说，读不读，怎么读，都随个人的愿意。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学文件、查资料、做学问、应付考试等等。在我看来，那叫学习，不叫读书。 　　读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少曾经神圣过。特别虔诚的，或者读特别重要的书，还要斋戒沐浴，焚香净手，把几案擦干净了，铺上毡子毯子，才敢开卷。最起码，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拜读”。拜读这词现在也用，但谁都知道那是当不得真的客气话。没有谁会对书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随便翻翻，甚至压根儿没读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小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子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长大成了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线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出于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使当不成尧舜做不了博导，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这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