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敬畏





  现在,读书已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了。

  所谓随意,就是说,读不读,怎么读,都随个人的愿意。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学文件、查资料、做学问、应付考试等等。在我看来,那叫学习,不叫读书。

  读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少曾经神圣过。特别虔诚的,或者读特别重要的书,还要斋戒沐浴,焚香净手,把几案擦干净了,铺上毡子毯子,才敢开卷。最起码,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拜读”。拜读这词现在也用,但谁都知道那是当不得真的客气话。没有谁会对书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随便翻翻,甚至压根儿没读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小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子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长大成了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线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出于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使当不成尧舜做不了博导,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这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