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福宁殿内室·御堂·
·“元丰改制”与“用兵西夏”
·告急的“塘报”和应变的“奏表”同时出现在御堂
·皇帝赵顼在争欲急功、自崇权威和知交知改、慎思慎虑的自身矛盾中选择了前者
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怆恻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话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州桥之夜”呈现出缈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瑟缩于墙脚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饥号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哒哒”而近,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塘报”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州桥,呼啸着向宣德门急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暮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怆怆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
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盈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宦侍梁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裘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夙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
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
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为眉竖目睁的暴怒,掷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
梁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其间,他发现几份边事“塘报”的“贴黄”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俘敌三百”、“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黄”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渎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颤栗,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
皇上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可眼前的身心情状,憔悴不堪啊!五年前王安石遭贬离京之后,皇上就独自挑起了变法的重任,事无巨细,亲躬操劳。皇上要做一个“中兴祖业”的帝王,要扔掉一切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五年来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在走。
五年来,不满足于王安石在“生财、聚财、用财”上所做的种种“变法”和“新法”推行中的种种缺失,皇上遂于去年春天开始了体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靡费贪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宵旰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
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枢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章惇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璪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任枢密院事。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末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据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枢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是正在忧愁中煎熬吗?
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祖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夏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幽国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裕率环庆军、刘柞昌率泾原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率臣熙秦军、和谔率鹿阝延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
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黩之风有增无减,官场糜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
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
“这是饥民在泣哭吧?今夜京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的黎庶在饥寒交迫中露宿街头?”
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
“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
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
“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
“‘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徒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任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任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
“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
“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
“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淬。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熙秦军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王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著的“流俗无为之论”,博得皇上欢心,由冷清的国子监擢入中枢任参知政之职,并将在新制中任中书侍郎。
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间州人,时年五十四岁。着红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身躯魁梧,面色红润,神采中有着官场上的裕如和旷达。熙宁年间,他初为著作佐郎、提举三司帐司,因拥护吕惠卿的“手实法”擢迁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帝赵顼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忧于安逸,趣在酒色,蓄妓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妓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呈皇帝:“阳关决胜飞捷雨,四海生春沐薰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参知政事章惇和翰林学士王安礼今夜皆着黑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此时他俩的心境,似乎在共同的境遇中痛苦地煎熬着。他俩原本与王安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的罢相遭贬和“变法”灵魂的失落,使他俩在朝廷中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俩都赞成枢密使吕公著、开封府文彦博的奏议,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的强烈不满,以至视他俩为吕公著、文彦博的同党。皇帝赵顼听从了王珪、蔡确等人的主张,发起了讨伐西夏的战争,贬吕公著出知定州,贬文彦博出知洛阳留守御史台,贬章惇出知蔡州,出王安礼至开封府接替文彦博。半个月前,皇帝赵顼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章惇从蔡州调回,召王安礼复入朝廷,并官复原职,拟让他俩分别担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之职。
寒风呜呜。
风铃凄怆。
御堂里沉寂宁静。梁惟简站在高台御案一侧,奉旨朗读河东转运使赵离飞马送来的“塘报”,声震殿宇:
……诸路奉命大举,直逼灵州,方士气精勇,横裂四出,势如压印,既阅月矣,虽捷获不补失亡。今锋锐销软,民力凋耗,粮积不继,将士已面临断炊之虞。堪疑虑者,敌避交锋,退迹无踪,坚壁清野,我军所得城堡村落,无粮秣可补,无柴草可燃,冰结雪漫,如处绝境。更可哀者,五路监军李宪及所率熙秦兵马,失约未至,不知何去,致使大军无命可奉,诸路举止失协,若复深入,恐速他变。另获讯息,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
这份“塘报”,字字滚雷,句句惊心,宰执大臣们全都傻了。王珪失魂落魄,蔡确冷汗湿额,张璪左右顾盼而惊慌无状,蒲宗孟目瞪口呆而六神无依,章惇、王安礼也同样惶恐茫然。
皇帝赵顼以拳击案,声色俱厉:
“监军失职,诸路不协,粮秣不继,士气低沉,敌军诡诈,朝廷仍在鼓中!禹王先生,你的‘以供军食有余’的粮秣现在哪里?你总理朝政,如何扭转这‘兵陷险境’之危,朕在等候你的应变之策!”
王珪跪仆的腰身弯得更低了。
近几年来,他耳朵听的,是皇上的谕示,口里说的,是皇上的御旨,他的一颗头颅,似乎早已不再主动思索,哪里还会蹦出一个“应变之策”来!
此时,他听得真切,皇上已把前方“粮秣不继”的罪责放在他的头上,他不敢辩解,只能硬着头皮答对:
“臣,正在想……”
皇帝赵顼怒极,气淤心胸,两眼冒火,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咬得吱吱作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把目光转向低头沉默的蔡确,声音有些发抖:
“蔡卿持正,你听清‘塘报’了吗?‘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敌人终不似我们所想得那样愚蠢!敌情在变,我们将何以区处?卿也要作壁上观吗?”
蔡确毕竟比王珪机敏,用不停的叩头掩饰着心头的惊恐和焦思:皇上话中有话,不仅暗示自己在“用兵西夏”谏奏上的失误,也暗示着对自己现时无能的不满。自己何尝不想立即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来,何尝不想在群臣噤口结舌之际显示才智,只恨一不知兵事,二不识战阵,“策”无出啊!
在此皇上震怒之时,最好的答对是自咎自罪。
蔡确在不停地叩头中高叫着:
“臣愚陋,有负圣望,臣罪当诛……”此时,跪仆在蔡确身旁的章惇挺身站起,跨步出列,从怀中掏出一份厚厚的“奏表”,拱手禀奏:
“臣章惇禀奏圣上,臣今日于政事堂当值,在翻阅近来待处理的文书奏章中,偶见一份关于‘用兵西夏’的奏表。此表所见奇特,所谋高远,所论真切,所据充分,其忠耿之心跃于纸上,其所料之事似先卜而知。臣惊其呈表人之超群才智,携带上殿,特斗胆呈献于圣上。”
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都惊诧地抬起头来。
皇帝赵顼凝目望着章惇,一层感激和宽慰之色浮于眉头,章惇,今虽召回朝廷,心仍有余悸,奏议而托名词,情之然也。他神情依然肃穆,声音却缓和地说道;
“子厚先生奏议,朕乐于听闻,请先生代为禀奏吧!”
章惇谢恩,打开奏表,高声读起:
……臣窃观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民无遗种矣!向使操急之,绍既未可以一举荡灭,若惧而修政,用田丰而立袁谭,则成败末可知也。其后北征乌桓,讨袁尚、袁熙,尚、熙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进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
章惇朗读着,王珪神色大骇,甚于皇上刚才的询问斥责。
章惇现时朗读的这份奏表,是他半个月前与蔡确商议搁置的,章惇翻阅而出,携之入宫、呈于皇上,其意何为?
他的心一下子乱了。
他悄悄地向身边的蔡确一瞥,蔡确的眉头拧在一起,也呈出焦虑、紧张。
但皇帝赵顼已为这份奏表的开头所吸引:确实是“所见奇特”!但其文采气势,似乎不是章惇所为,疑团生,兴致则更足。
今者西夏主弱臣强,其国内乱。陛下使偏师一出,已斩名王,虏伪公主、筑兰、会等州,此真千载一时,天以此贼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云:同舟而遇风,则吴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虽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必肯俯首连臂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为一,坚壁清野以抗王师,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风之势也,法当缓之……
皇帝赵顼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咀嚼着:精明的哲理!四个月前,朕若得此奏此议,何有今夜之窘迫?今西夏“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之势”已成,“法”,真的当缓吗?
章惇的朗读声似乎更为铿锵有力了:
今天威已震,臣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牢,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多出金帛,遣间使辩士离坏其党与。且下令曰:“尺土吾不爱,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与众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斩。”不出一年,必有权均力敌内自相疑者。人情不远,各欲求全,及王师之末出,争为先降,以邀重赏。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首豪,命以爵秩,棋布错峙,务使相仇,如汉封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百年面内保境,不烦城守馈运,岂非万全之至计哉?臣顾陛下断之于中,深虑而远计之……
皇帝赵顼的神情显得凝重:这是一个缓进持重的用兵方略,在主帅遴选、谋略运用、引而不发、恩威并举、造使离间、金帛招降、封爵错峙、分而治之、筑城屯边、搜乘补卒诸方面,无不启人深思。但在诸军失协、兵陷困境的今天,也是一个可取的“应变之策”吗?“缓进”就是退兵,“待重”就是守边,“退兵守边”虽可免于灵州兵败,但朕的“中兴业绩”却是缈茫无期了……”
夫人臣自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赵顼心头一凛,“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他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若五路兵马全殁于灵州,国家精锐兵马尽矣!天下何以安?社稷何以固啊!
他情急挥手,截住了章惇的朗读:
“章卿,呈此表者何人?”
章惇急忙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此表署名滕甫。”
“是知筠州的滕甫元发吗?”
“禀奏圣上,正是此人。”
蔡确在章惇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聚重兵境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章体,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霍地站起,跨步出列,向章惇发难:
“臣蔡确恭奏圣上。章惇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群臣震栗。
皇帝赵顼面色阴沉:
“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
蔡确扑咚一声跪地:
“圣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筠州滕甫,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张璪瞠目。
蒲宗孟木呆。
王安礼、孙固惊诧。
皇帝赵顼惊愕,目视章惇,厉声叱道:
“章惇,你知罪吗?”
章惇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呈上奏表!”
章惇双手举起奏表,梁惟简接过,转呈皇上。
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察看。
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促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
“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膝曹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胜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藏尾,联系其阶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侮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放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如鲠在喉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谅解危:
“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泊上呈日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移。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取……”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前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于篑时的一副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官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率,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份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径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弹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至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柞、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
“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诸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
“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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