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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福宁殿·
·“乌台诗案”迅速地扩展
·朝廷最大的一次“谏争”出现了
·王安石为拯救苏轼从千里之外的江宁送来了“奏表”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都，当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
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拙笨抵抗和托词，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
他供认了“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孙觉、李常、刘挚、文同等人，并详尽地交待了与王诜、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
他承认了“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
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
……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言为当……
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孙觉、李常、苏辙、刘攽、刘恕、陈襄、刘挚、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无颇、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周邠、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优等三十九人皆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
一个庞大的、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的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切需要。
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等人侦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予深究”的谏奏，一道“缴诗赋往还文字证物交有司勘查”的谕旨下达了。
“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
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诜、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证物。”
御史台派出缉骑分赴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
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十一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富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
人们疑惑：在这三十九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攽、刘恕、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已有的人（刘恕、文同）已不在人间，现时又旧事重提，老帐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炼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
王诜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诜与皇室的关系入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
王巩，时年三十五岁，乃真宗皇帝赵恒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充、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府、结姻老臣、又与现时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
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酝酿着……
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
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诜的府邸，手持皇上谕旨，勒令驸马王诜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诜避而不见，贤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谙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刑枷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
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落败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抄查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砚铭”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充、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苏轼的这首“砚铭”是：
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苏轼的这首“砚铭”，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充、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充、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三十九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充、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
御史台的缉骑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无颇的住宅，因周邠和祖无颇早有准备，缉骑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灾而“做道场”、“解厄斋”，累月不歇的讯息。
御史台缉骑奔至洛阳，闯入“独乐园”。老仆吕直得知缉骑来意，“惶恐无状，急入钓鱼庵禀报司马光。司马光因刘恕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闻母病故而得风挛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羲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警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删稿不辍。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尽，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缉骑猝至，濡墨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
“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
司马光自捡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缉骑——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
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证物”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
“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诗赋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谤世之怨，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熙宁十年，苏轼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马君实独乐图》一首。以述怀念之情。除此而外，别无往复文字现奉旨将底稿上呈，以备勘审。臣跪待罪罚。”
司马光叩头站起，交诗稿于缉骑狱吏，拱手而语：
“公等奉旨行事，备受辛苦，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抄查，老仆吕直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待罪告辞。”说罢，深深一揖，离开了弄水轩。
狱吏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臣典范”。他打开《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诗阅览：
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
出牧为龚（遂）黄（霸），廷议乃（王）陵（汲）黯。
万钟何所加，(詹瓦)石何所减。
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谄。
乡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
乘闲为小台，节物得周览。
狱吏再看苏轼的来诗《司马君实独乐图》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日？
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笑喑哑。
狱吏阅览完毕，心底暗暗一笑：司马光以汉代循吏龚遂、黄霸喻苏轼仁爱为民之心，以汉代良臣王陵、汲黯喻苏轼忠义不畏强权之胆，此乃友谊之音，亦可视为鼓励苏轼的罪行。苏轼誉司马光名满天下，儿童走卒皆知，已得黎庶之心，此乃今日实情，亦可视为盼望司马光复出的暗示。罪证在手，可以向御史中丞李定大人复命了。他推开老仆吕直，带着两个狱卒走出了弄水轩。
与此同时，朝廷盘根错节的人际蛛网颤动了。
官场谲秘诡诈的权力冲突爆发了。
民间善恶分明的志士仁人呐喊了。
活跃在朝廷内外的各种力量，随着“乌台诗案”的扩展和苏轼生命的垂危告急，掀起了一个震动京都的营救苏轼的浪潮，铺天盖地地向福宁宫冲击。
首先为营救苏轼生命而呐喊的，是京都游乐场所——瓦肆梅花棚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个女子。她们以救济狱中的苏轼为名而举行义演，专场歌舞苏轼诗词。此举正合了文人墨客、街巷细民的心愿，反应强烈，场场爆满。丽玉并扮做苏轼模样，着学士宽袍博带，戴短檐高筒便帽出现于舞台，观众为之泣咽成声。
紧接其后，瓦肆中的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都起而应和，特别是艺坛首领丁仙现和歌坛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加营救苏轼的义演，又引起了京都杂剧、说史、散乐、影戏各种游乐行当的响应，形成了京都处处歌吟苏轼诗词的局面。
苏辙从应天府急速上书皇帝赵顼，投案自罪，愿以自己的官职，替苏轼赎罪：
……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估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轼，得免狱为幸……
宰相吴充也挺身而出，上呈奏表，为苏轼辩解。奏表中谏奏皇帝赵顼：
……陛下效尧舜以仁治天下，还不能容忍一个‘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苏轼吗？
旧友、已复职的三司使章惇上呈奏表营救苏轼，并猛烈抨击监察御史舒亶欲使苏轼“家破人亡”的祸心。他直言劝谏：
……苏轼领袖文坛，名著朝野，今投入监狱，臣恐后世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是去年从润州调回京都的，也上呈奏表为苏轼说情，力陈苏轼之不可杀：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摘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顾陛下无庸竟其狱……
被文章网连在内的致仕老臣范镇，也从许昌上呈奏表，不避嫌疑地提醒皇帝赵顼：
……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
同样被牵连的张方平，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激愤，从商丘遣其子张恕进京至闻鼓院上呈营救苏轼的奏表，言词激烈，其激愤之情跃于纸上：
……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苏轼之所坐，而早识其为人，其文学实天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缘故态……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狸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滴，敢不甘心！
朝廷重臣和致仕的朝廷老臣反对罪炼苏轼一案的奏请和京都文人墨士、黎庶细民歌唱苏轼诗词浪潮的结合，形成了十多年来京都最大的一次社会震荡，逼迫皇帝赵顼不得不对“乌台诗案”重新考虑了。恰在此时，王安石从千里之外的江宁，也送来了一份拯救苏轼的“奏表”。
贬居江宁白下门外半山园的王安石，得悉苏轼因“诗赋文字”获罪被捕入狱的消息，已经是十月初了。他乍闻而大骇。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谁有锄耕不自操，可怜园地满蓬蒿”的清冷境遇中，苦熬着凄凉的晚年。他有着朝政失败者的愤懑，有着理想破灭者的悔恨，也有着一位学者“义理”追求受挫后的疑惑。在淤结于胸的痛苦的折磨中，他思索着“十年变法”轰轰烈烈开始、凄凄惨惨停歇的原委，思索着自己风风火火北上、窝窝囊囊南归的根由，思索着一个悲剧时代的谜底。难以解开的谜底使他对朝廷里现时的一切，都变得冷漠麻木了两年前弟弟安国病亡和儿子王雱逝去的悲哀，仍在日夜不停地折磨着他，成了他迟暮生命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不是惋惜弟弟安国和儿子王雱的短命，而是追悔“十年官场”的糊涂。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弟弟和儿子的墓地凭吊，抚摸着坟头上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的青草，咀嚼着“种瓜得豆”的悲哀，追悔着“轻信”和“不善识人”的血泪代价……
病体恹恹的老妻，现时已常年卧床不起了，思念儿子的哀声音泪，日日不绝于耳。
现时，王安石正在“每怜今日长垂翅，却悔当年误剪翎”的心境中，撰写着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字说》，籍以寄托“眼中唯见北山云”的忧心、苦心、恋心和折翼难飞的伤心。
谁知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如雷霆轰顶，一下子撼动了他凄苦欲死之心、是非分明之心和友谊相怜之心。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字狱兴，国家衰败之兆！朝政已步入歧途，朝廷将失去生机，“变法”即将最后毁灭啊！
他坐不住了。诗赋原是时代神韵之音，既非街头“贴示”，亦非棘署讼词，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兴而发，随思而鸣。若采其韵音，足以聪耳明目，以成盛世；若深文周纳，系之以狱，则箝塞天下之口。
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长于以诗词论世，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懑怨恨者有之。做为诗人，无愧于时代；做为朝臣，却易见疑于君王。时代之不幸，命运之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执权者的手里，这些执权者恰恰又是一群精于刑律而疏于诗赋的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而且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懑”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炼罪成狱！
王安石一颗冷却了两年的心骤然沸动起来，他愤尸高呼：
“不能这样搞啊！不能堵塞天下人之口啊！为了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了一时糊涂的皇上，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语！”
王安石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年来第一份奏表。并请“书场浪子”飞马送往京都……
“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沉默，两个多月来已使三十一岁的皇帝赵顼陷于慌乱和一筹莫展。十月二十二日深夜，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涌进福宁殿御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
赵顼坐在御案前，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不再敢随意进入御堂陪伴他了，红莲宫烛烛光之下，只有他孤独无依的身影。
京都瓦肆歌伎们以救济义演为名营救苏轼的活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宫廷“教坊使”丁仙现和京都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与演出，使全城黎庶都在唱着苏轼的诗词。歌声是高大的宫墙挡不住的。听到这越来越多的歌声，赵顼感到刺耳、厌恶，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皇城司虽然已作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皇城司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轼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皇城司的官员也染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轼一边吗？
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尖锐。副宰相同平章事王珪和知谏院张璪今天午后来到御堂，神情激昂，声称“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之不诛乎？”主张对苏轼处之以极刑，以张刑律之威严，杀一儆百，威慑那些目无君王的臣子；可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今天午后也来到御堂，神情更为激昂，都在为苏轼辩解，认为“以诗赋文字成狱难服天下之心”。朝廷百官同情苏轼者居多，一些致仕老臣似乎都站在苏轼一边。两相对立，难以调和！章惇与苏轼交谊深厚，为朋友解脱，情理可知；吴充、冯京，为巩固权位，借苏轼一案谋私自卫，理亦可解；可朝廷百官为了什么呢？致仕老臣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私谊私利吗？两年来，朝廷所为，旨在“强化皇权”，到头来，连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心也难以统一了。唉。朝政大事，依赖群臣，朕不能因一个苏轼而使群臣离心啊……
御史台对苏轼一案的审讯已经结束，李定、舒鲁、何正臣今日黄昏来到御堂，上呈了勘治苏轼一案的“疏奏”，主张严惩苏轼而开杀戒，并主张对王诜、王巩、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刑以贬逐或流放。这个“疏奏”，读之惊心，思之胆寒。
贬逐司马光，于心不忍；流放工洗，于情不能；而且一举严惩如此众多的臣子，朕真的要成为后世诅咒的暴君吗？
庆寿宫大皇太后病情转重的消息也是入夜时分传进御堂的。太皇太后这次病倒，缘于御史台狱卒抄查驸马府公主寝居，姐姐贤惠公主哭诉于庆寿宫是直接的导因。
皇室王公和朝廷百官借“抄查公主寝居”一事对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曾折腾了半个月之久，但太皇太后沉默着，皇太后沉默着、岐王颢、嘉王(君页)沉默着，连皇后也沉默不语。这沉默是对此案的依从？是对此案的不满？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
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
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注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
“臣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傈，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诜，以恩市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
“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
“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
皇帝赵顼猛有所感：
“是介甫先生吗……”
“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乞陛下明断而赐教。”
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王方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雱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怜相助吗？
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待！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这个“渠道”
揣摸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沿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狱啊！
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
“介甫先生析事明澈，析理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净友之谊，决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
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
“卿会，幸勿泄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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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朝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