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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独乐园·
·“谣言啄伤”闯入了“世外桃源”的篱笆
·大内宦侍乘坐的华贵双马四轮车辇轰隆而来，悄然而去
·“朝臣典范”司马光眼前一黑，扑俯在书案上说不出话来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是泞京的陪都，是致仕老臣聚集之地，因而也就成了朝廷各种讯息首先扩散的场所。一年来“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
及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激烈厮斗，已使这座古城人言沸腾、形势纷乱。唯有司马光的“独乐园”似乎仍然保持着“桃花源”般的寂寞与宁静。
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当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
于皇上，欲置工安石于死地的时候，一种“啄伤”司马光的谣言也在洛阳御史留守台浮起，并哄传于洛阳街头。这种谣言，言简意赅：“《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就是说，司马光贪图朝廷赏赐而故意放慢修书的进度，是诈骗皇上的不忠之臣。于是，说成道淡、谈是论非之语围着“独乐园”热闹起来。某些善于联想的御史留守台官吏，便借机丰富着谣言，诬陷喑哑无语的司马光与朝廷的厮斗“暗中关联”，散布司马光与朝廷致仕老臣邵雍、范镇等人的互访相聚是“结党营私”。
这些谣言终于渗入了“独乐园”的柴门和篱笆。
四月二十日午前，司马光的老仆吕直挑着担子去杂买务购买粮米，适逢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正在杂买务哗中取宠地高声散布这些谣言。冯安年约三十，作派轻浮，口齿伶俐，是个很会耍嘴皮子的人，任何事无论真假，只要从他的口里说出，就变得有板有眼，因而此时吸引了许多听客。忠诚于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当下气噎心胸，愤懑难忍，便挺身而出，以木讷之口为其主人辩解，遂与冯安争吵起来，引得众人围观，杂买务大乱。木讷之口终究难胜“如簧之舌”，吕直便动起“粗”来，抡起扁担向冯安打去。冯安屁股着打，仓皇逃跑。吕直气犹未消，挑着空担而归，闯进读书堂，把“谣言啄伤”之事，如实地告知了正在埋头书案的范祖禹和司马康。
范祖禹现时已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唯一助手，他闻讯惊骇，脸色变得惨白。长期的治史生涯，使他养成了“月晕而风”的敏感和“水银泻地”的思维：
此等谣言卑劣而轻屑，原是不足畏的，但谣言引起的人心猜疑，却足以毁掉司马实君的清白。纷乱时日帝王的心总是脆弱多疑的，任何一种捕风捉影的错觉，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邵雍、范镇等人身k都带有“反对变法”的印记，他们与司马君实的友谊交往若被皇上视为结党为患，则灾祸更不可测了。再说，刘恕道原近日将由江西高安来到洛阳，欲以数月时间与司马君实共商史料中纷错难治之疑，刘恕道原也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若因谣言而枝生节外，或因谣言而干扰学业商讨，不仅是司马君实的不幸，也是《资治通鉴》的不幸了。唉，司马君实五年来一直是“喑哑”度日，还是没有躲过某些人的追杀啊！
司马康现为书局“检阅文字”，专司资料校对之事。他心头首先惊起的忧虑是怕身体日益虚弱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碎然的打击，是怕整日操劳的母亲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是怕年已七十的伯父司马旦猝出意外。他一把拉着老仆吕直的双手，急切请求：
“吕伯，此事万勿为我父所知，万勿为我母所知，万勿为我年老的伯父所知啊……”
吕直这才意识到这事比自己所想的更为可怕。他望着沉思的范祖禹和含泪请求的司马康呆住了。
此刻的司马光，正在读书堂北面竹梢蔓草结建的钓鱼庵里，埋头书案，聚精凝神、一字不苟地删定着《隋纪》的最后一卷。他要用定稿的《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迎接密友刘恕道原的到来，用书卷的笔墨芬芳为千里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刘恕从江西高安老家托人捎来的回信的。道原重情重义，应诺立即起程来洛阳，共商“五代”这段历史中一些纷错难治的疑案，真是义薄云天啊！道原有通史之才，而且见识卓颖，有道原相助，司马光觉得心里有底了。半个月来，他清晨寅时走进“钓鱼庵”，深夜已时离去，一日三餐都是妻子张氏送上书案。他盼刘恕道原之早到，又怕《隋纪》未定而刘恕道原之匆至。
钓鱼庵，湖中之岛，茅草之屋，宽敞而清静。为了书稿的安全，不生火，不冒烟，真是隔绝“烟火”的仙境。每当司马光披着黎明前的春露夏雾，踏着忽悠悠的板木便桥走上岛岸，走进茅屋时，便似乎进入了一座华美圣洁的殿堂。
屋宇内的四周，摆放着范祖禹完成的唐代“长编”六百卷，刘攽贡父从泰州寄来的后汉“长编”三百卷，刘恕道原从高安老家送来的魏晋南北朝“长编”五百卷。
司马光每当站在这些书稿面前，心里热浪滚滚，双眼泪花濛濛：刘攽贡父五年前贬知泰州，已不是书局的人了，仍操劳于汉史的蒐集、分析、考证、注疏，若非心怀日月，肩担史义，谁能如此？刘恕道原五年前已贬为南康军酒监，归居老家高安，虽“遥隶书局”，在职责上毕竟不再专职修书，仍以通史之才、博览之智，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名、尊王道，梳理纷错难治之业，若非相知以心，矢志于史，谁能如此？钓鱼庵，知识的宝库，友谊的见证，司马光黄面霜鬃、年衰愚鲁之人，若不遇贡父、道原、淳甫，岂能完成两朝圣上之托啊！
钓鱼庵，寂寞冷清的晨风夜露，耗损着一个老者日益衰弱的躯体，孕育着一部宏篇巨著的诞生。“简犊盈积，浩如烟海，其间抵牾”的史料，已累得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近昏”，但著书的兴味和《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共一百零六卷的完成，似乎弥补了他躯体上的血肉损失。
今日午时正点，妻子张氏又送饭于钓鱼庵书案，看着丈夫消瘦的面颊怆然伤神。
司马光拍打着刚刚定稿的《隋纪》八卷，笑语作戏：
“有失有得，理合天造。”
妻子张氏哭笑不得。
为了庆贺《晋纪》和《南朝纪》的定稿，消解司马光半个月来日夜不息的操劳，活跃“独乐园”肃穆沉闷的气氛，张氏特意做了几样拿手菜肴，捧来自酿的米酒，摘来园圃中半熟的青杏、沙果，把当日的晚餐搬进了读书堂南面流水潺潺的“弄水轩”。司马光抛开书稿中那些古圣先贤、英主明君、侠士烈女、佞臣大盗，欢愉地为哥哥司马旦敬酒挟菜，与范祖禹碰杯畅饮。范祖禹、司马康会心地隐藏着“独乐园”外谣言啄伤的忧虑，装出极高的兴致。可吕直却对午前杂买务那场争吵殴斗转不过弯来，他愁眉苦脸，低头不语。司马康见状急忙举杯相邀，并以目光示意。吕直似乎记起了司马康在读书堂的急切请求，强作笑容，猛地举起酒杯喝了起来，借以压住憋在胸口的怒火。吕直向司马旦、司马光分别敬酒之后，便借故与司马康离开了。
文人相聚，总是以朋友间交谊的趣事为乐道的话题。在范祖禹向司马旦敬酒时，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欣喜而饮，亲切询问范祖禹：
“景仁公近年身体如何？”
景仁，是范镇的字，范镇与司马兄弟交谊至深，遭贬致仕后卜居许昌。范祖禹急忙恭敬回答：
“祖公近年来身体尚好，去年还和老师（司马光）爬过一趟嵩山呢！”
司马旦点头称赞：
“好，好！景仁小我两岁，长君实十一岁，算来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六十八岁而登游嵩山，令人羡慕啊！”
司马光亦颇为得意，遂口吟出他上个月寄给范镇的两首诗来：
辛夷花烂开，故人殊未来。
愁看柳渐绿，忍更折残梅。
叠石溪上春，茅茨卜(筑木)新。
前言如不践，山蝉又笑人。
司马旦笑问弟弟：
“‘前言’为何？何‘不践’耶？”
司马光笑而回答：
“景仁举止言行，弟敬仰至深，虽几十年来对古之‘礼’、‘乐’争辩不休，势难调和，但相处知心，争亦坦然，辩亦坦然，数月不见，颇焦心神。去年春时，弟与景仁登游嵩山，拨散荆棘，攀越岩峰，倘祥于山水草木之间，沐浴于云雾仙界之中。景仁虽年近七十，策杖而行，举步有法，措足有则，弟扶臂牵衣，窥视良久，忽从其举止之间，悟其行路之道，遂题于嵩山寺院以记：‘登山有道，徐步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
司马旦拊掌赞叹：
“‘慎之哉，其旨远矣！’此岂登山之道，亦行世之道也。”
司马光拱手告知：
“去年此时，兄居涑水老家，弟不及请知，即邀景仁移居洛阳为邻，以便就近求教，景仁欣然允诺，并答应在辛夷花开放时节即卜居洛阳，谁知……”
司马旦大笑：
“好，好！若景仁居此，我亦可相儒以欢了。‘前言如不践，山蝉又笑人。’山蝉笑者，只怕是君实盛情之不足啊！何不再致诗促景仁早日成行。”
司马光笑而拱手：
“恭请兄长联句成诗，共邀景仁居此。”
“脑力不济，勉力为之。”司马旦点头，笑谓范祖禹：
“淳甫，请你接纳转达司马兄弟对你祖公的再次邀请。”
范祖禹拱手作谢，急忙提笔作录。
司马光吟出：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斑。
司马旦接吟：
拂衣已解虞卿印，筑室何须谢傅山？
司马光接吟：
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
司马旦接吟：
它年决意归何处？
便见交情薄厚间。
司马光纵声大笑：
“结尾妙绝！‘它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薄厚间。’情感急切，形同激将，景仁除卜居洛阳，无路可走了！”
司马旦也笑：
“倚者卖者，诗不成诗，倒有几分霸道了。”
范祖禹也憋不住笑出声来：
“长辈相知相谊，古今罕见，祖公读得此诗，当翘首洛阳，饱饮而醉。”
在这醉心的笑声中，司马康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官吏走进弄水轩。司马光远远看见，高声招手而迎：
“刘郎至矣，当先饮三杯！”
司马光招呼的这个刘郎，名叫刘安世，字器之，河北大名府人，时年二十八岁，熙宁二年进士，时任洛阳御史留守台司理院文书。司马光遭贬至洛阳修书，刘安世不避世俗轻薄，常入“独乐园”问讯求教，并以微薄之力，解司马光生活上之所急，与“独乐园”里的人都很熟悉。
刘安世走进弄水轩，向司马旦、司马光、范祖禹拱手为礼，并致问候，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书，恭呈于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文书一看，《状告恶奴行凶案》几个大字展现在眼前，他大惊失色：
……状告恶奴行凶情由。是日辰时三刻，有“独乐园”恶奴名吕直者，倚仗判西京御史台、提举宫观使司马光之势，逞威杂买务，霸买欺市，以扁担为凶器，追殴朝廷命宫，气焰凶炽，无人敢阻，黎庶呐呐，无人敢言。致使被害负伤逃逸，卧床成残。此等藐视法度，大胆欺天之恶行，状呈司理院秉公勘治……
司马光看完《状告》，面色苍白，双手颤抖，连声音也变得惊诧惶恐了：
“不，不，断不会有这样的事……”
司马旦的神情也变得阴沉起来，无言地望着神情失控的弟弟。
司马光急语：
“断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恶行断不会出自‘独乐园’的。器之，这份状告必定是告错了……”
刘安世神情亦为之怆然：
“晚生也曾作如是想，但状告上写得清楚：‘行凶’者是吕直，‘所仗之势’指的是先生，‘凶器’是一条扁担，‘行凶地点’在杂买务。晚生身在司理院，职在审理民讼，已察看过状告者冯安的伤痕，屁股上确有一道青紫伤迹……”
司马光频频摇头：
“不，不，吕直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康儿，快找吕直来！”
司马康“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父亲，不用找吕伯了……”
司马光一下子全然傻了，他如遭雷击，僵住了口舌目光。
司马旦长叹一声：
“家风丧尽啊！司马家累世恭谦仁爱，饮誉邻里，不意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祖先之事。君实，你就是这样地治家吗？”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啄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义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之举，但自己是执法者，不能启示被告反诉于公堂。他已经看出，司马康可能是知情的，但这位一向埋头书案、不谙讼诉的善良公子，却在痛苦之中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
范祖禹心里明白，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的“状告”，是进一步对司马君实的中伤，并企图通过“讼诉”，在洛阳城掀起轩然大波。现时再向司马君实隐瞒“谣言啄伤”之事已无必要，只有挑明谣曰肆虐之状才能解除司马兄弟的误会。他开口询问刘安世：
“请问刘大人，这桩杂买务厮斗案件发生的原委是否已经查清？”
刘安世望着范祖禹，眼睛亮了：
“冯安状告上写得清楚：因霸买欺市而起。”
范祖禹断然否定：
“否！我听吕直诉说，杂买务争执厮斗一事，乃因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无端散布谣言，啄伤司马先生，而且用心阴险，语言恶毒……”
司马旦、司马光面面相觑。司马康则突然醒悟了。
刘安世喜形于色，大声催促：
“冯安谣啄司马先生何事？请详加说明！”
范祖禹愤愤叙述：
“冯安谣言啄伤之一：《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冯安谣言啄伤之二：司马先生与邵雍、范镇等人的友谊交往形迹可疑；冯安谣言啄伤之三：司马先生表面喑哑于‘独乐园’，实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
司马旦、司马光惊呆了。
司马康急忙插话：
“今日午时；老仆吕直闯入‘读书堂’，诉说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谣言啄伤家父之词，我也在场，只是伯伯父、父亲、母亲受不了这迫害之苦，才匿而未报。”
范祖禹立即对“状告者冯安”进行反诉：
“刘大人执法明察。这谣啄毒词之一，是诬司马先生为‘不忠之臣’；这谣啄毒词之二，是诬司马先生在‘结党营私’；这谣啄毒词之三，是诬司马先生‘插手朝政’。言之不实，即为诬陷，诬陷者当罪。而且公开散布于杂务买，实为煽感动乱，煽惑动乱者当罚。老仆吕直，追随司马先生数十年之久，深知主人忠君忠国，廉洁爱民，公正无私，人格高尚，岂能容其小人奸人谣啄诬陷，遂挺身相争，维护公正，其功当赏……”
刘安世霍然站起：
“请淳甫先生与公休世兄速将吕直供词上送司理院，晚生这就告辞了！”他走到司马光面前，取回《状告》，低声叮咛：
“先生慎而处之，洛阳园林繁多，林中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吱吱’叫的，只是几只麻雀，浓荫之下，还藏有秃鹰啊……”
刘安世离开了，留给“弄水轩”的是沉寂、疑惑和恐惧。京都纷争的风暴闯入了“独乐园”，这里成了忧患充塞的场所。他们忧虑不解的是：这股风是从哪个穴洞吹来的呢？
司马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脚步，喃喃作语地向弄水轩门口走着：
“还是景仁想得周到，来洛阳干什么？还是住在许昌好，还是住在许昌好啊……”
司马康急忙上前搀扶，被司马旦一手推开了。
司马光突然间也显得精神萎靡，脸显得更瘦更长了。在闭目长思之后，他开口道：
“康儿，叫吕直到这里来。”
司马康应诺离去。
范祖禹轻声宽慰司马光：
“老师不必甚虑，器之正直而机敏，会妥帖处置这件事的。谣言腿短，不会长久……”
司马光吁叹一声：
“淳甫，这突来的飞祸，真是辞不及防，只怕我确是衰老昏庸了。谣言可畏，畏在自身的不省不聪。几年来，我蛰居‘独乐园’，专意修书，对京都的一切，不问不闻，与朝廷重臣，都断绝了交往，天日昭昭，诬我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我不畏惧。我与尧夫（邵雍）；景仁等相聚相游，纯属友谊之交，既不议新法，也不谈朝政，心怀坦然，诬我在‘结党营私’，我也不畏惧。唯作《资治通鉴》一事，心存愧疚啊！自熙宁四年至今，已近五个年头，仍未全其功……”
司马光话语未了，老仆吕直闯进弄水轩，跪倒在司马光面前，伏地痛哭：
“秀才，我闯下大祸了，你捆绑我送官衙吧……”
司马光扶住吕直，也禁不住声音哽咽：
“莫哭，你的泪水使我无地自容啊！你我同庚，都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你比我勇敢，面对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你比我胆壮，敢于据理申辩。你比我有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
吕直的哭声更响了：
“秀才，我……”
司马光拍抚着吕直的肩头：
“莫哭了，为我再作一件大事吧……”
吕直不再哭泣，连连点头。
“为我制做一个‘警枕’……”
“警，警枕？”吕直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就是睡觉用的枕头。用圆木做，要圆、要光、要滑，我要在熟睡时翻身枕滚，落枕人醒。这样我就不会再睡懒觉了。”
吕直惊呆地瞪大了眼睛。
“康儿，从明天起，你把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送进钓鱼庵。我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每卷用三日删定，有事妨废延误者，早起晚睡以追补。请你们共同监督我！”
司马康泪水潸然而下。
范祖禹含泪摇头：
“老师年事已高，不可如此操劳……”
司马光高声道：
“我不是畏惧流言，我是怕鹈(夹鸟)之先鸣啊！圣命在身，能不日以继夜吗？
史料浩瀚，能不分秒以争吗？刘恕道原，你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失去欢乐的‘独乐园’啊……”
第三天午后末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漾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它物以娱君实，唯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
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
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啄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着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
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绫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成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啄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撅谣啄，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啄“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啄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极有礼貌地接过“奏表”，极有礼貌地“拒绝”他会见皇上，又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宫。他对这位宦侍的为人处事茫无所知，此刻只能是硬着头皮听任这位中年人的“训诲”。
宾主相晤，司马光首先朝京都的方向跪拜，遥祝皇上“万寿无疆”，以尽臣道。
然后向客人表示“竭诚欢迎”，以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礼”
的。梁惟简也“礼”回敬，首先向司马光请了“大安”，然后申明此次来到，既未带皇上“圣旨”，又未持皇上“谕示”，但决非妄自行动。其任务是“检校书局自成立以来领取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赏赐情状”。并提出：为不延误司马光修书，愿依书局帐目自行检校，不需书局派人佐助，只希望司马光能提供在“独乐园”入户穿堂之便。
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侍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
司马光答应了梁惟简的全部要求。
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帐目。
梁惟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屋宇——见山台上的“见山楼”
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察“独乐园”里的一切。
司马光颓然地坐在弄水轩里。皇上在朝廷激烈的纷争中西顾洛阳究竟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
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恕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学”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甚不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
“‘检校书局帐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往复贾贩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
刘恕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吁叹。
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致仕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帐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惠卿的激烈厮斗，以吕惠卿出知陈州的惨败而告结，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鲁、李定、邓绾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啄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位宦侍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甫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帐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宦侍来“独乐园”的。政争无情，政争无常。但要说是介甫为巩固其权势而阴行其事，不可相信，决不可相信……
刘恕看到司马光沉思不语，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上对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轼‘往复贾贩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宦侍悄悄勘审。宦侍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帐目案’尚可回旋之所在……”
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恕这细微入理的分析。
刘恕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
“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君实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中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屑阴鄙，也反映了君实这几年来，‘喑哑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宦侍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桌案，有何可检？白纸黑字，有何可校？君实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宦侍前来，不带‘圣旨’、‘谕示’，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
司马光静听着。
刘恕呷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能不能作这样的猜测：三五年来，朝廷纷争不断，案件事件迭出，《流民图》的哄动京都，‘天意赌博’的震动天下，‘宋室不和’的泄露于外，‘李逢、刘育谋反案’的发生，‘华亭弄权奸利案’的揭露，王安石的下台和上台，‘手实法’的推行和罢停，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已使朝廷成了一座乱哄哄的烂摊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陷于这个或那个案件、事件之中，分派、分帮、分体、分系，以倾诈异己为业，以谋取私利为本。人无干净之人，心无公正之心。忠于帮派，形同铁板；心于朝廷，势若散沙。皇上握掌难成泥团，松掌则满手皆空。如此局面，就算介甫所创新法完美无缺，也难行之于天下。因为执法在人，人若不济，再好的法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司马公熟知历代治乱之道，此时的帝王，通常有两种抉择：消帮派、削体系、掺沙子以通气息，加楔子以沾泥土，遴选无派、无帮、无体、无系之忠耿才智之士以摄总行公，转乱为治，此乃英明之帝王所为；一种是狐疑百变，朝秦暮楚，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丙制甲，捕风而捉影，听谗而制狱，有案必诛，有诛必连，驱无德、无知之徒揽总而行令，越治越乱，此乃昏庸帝王之所为。今天，宦侍突然进入‘独乐园’，神情暧昧，疑窦甚多，公当善待宦侍，揣摸其来意，庶可知将至之祸福……”
范祖禹愕然地望着刘恕，心头浮起了一种沉甸甸的敬重：道原寥寥数语，清晰描绘出了朝廷兴衰难料的未来。
司马光完全听懂了刘恕对朝廷现实和未来的担忧，只是没有明白地点出皇帝赵顼的名字罢了。朝廷近十年来的变革，震荡了百年因循苟且的积习，活跃了百年沉闷暗哀的气息，开始了一种惊扰民心的尝试，但举措失当，用人不精，专事诛罚，贬逐频繁，群臣离意，民心怨沸，以致酿成今天纷错难治的现实。但皇上毕竟是英明之主，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王安石的复出和执掌权柄，也许就是道原所讲的第一种抉择。圣上，现在确实已到“转乱为治”的时候了。
但“独乐园”眼前的灾祸莫测，仍然是惶惶而沉重地压在司马光的心头。他叹息道：
“谣啄在前，勘审接踪，连日飞祸临头，光心神全然混乱而无依了。道原、淳甫析事至细、至深，光感激而尽领受矣。光不畏惧灾祸之降临，只求在灾祸降临之前，皇上能赐数月安静无扰的时间，让我们于钓鱼庵从容商议史料上纷错难治之题。
如何‘善待宦侍’？如何‘借重宦侍的特殊权力’？光无知、无法，愿道原、淳甫为我执著一决……”
夜已深了，弄水轩外的潺潺流水声清脆而响亮。刘恕和范祖禹相视而无语，轮番打量着司马光粗布黑衫上的补丁和满身的一股寒酸气叹息摇头。
大宋三位史学大家，在谈论悠久而烽烟弥漫的历史时，都有着卓越的见识、不凡的才智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如何“善待宦侍”这样简单的问题上，都成了束手无策的呆虫。在大宋百年来崇尚“华贵绔丽”的传统和近几年来“以钱为是”的新风中，他们实在想不出除了“金银珠宝、权势美女”八字之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赢得大内宦侍的好感和同情，更不敢奢望大内宦侍能够仗义相助了。无计无策而又沉默不语，简直是活受罪！刘恕沧然一笑，自嘲自解地道出了他们心底共同的无可奈何：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之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之乎哉？’孔夫子这句话问得糊涂！他老人家对‘礼’、‘乐’高尚的注释早过时了。在现时，‘礼’就是金银玉帛，‘乐’就是钟鼓美女！金银能使鬼推磨，美女能使神拉车。司马公，你有金银玉帛吗？你的金银玉帛只够买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你有钟鼓美女吗？你的‘钟鼓’是弄水轩外的几溪流水，你的‘美女’是满屋沾满灰尘的黄面书卷；你原来还握有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大权，可你有权不会用，只知梗着脖子与皇上顶牛，不知聚敛财物以自肥，所以落得今日如此潦倒。身居‘独乐园’，坐着冷板凳，却梦想一个大内宦侍俯首听命，这不是愚蠢面荒唐的异想天开吗？”
司马光拈髯大笑：
“一语而解玄机，一语而断生路，光只好束手待毙了。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还是进钓鱼庵自乐其业吧。天塌下来，也不管了。道原、淳甫以为如何？”
范祖禹拱手应和：
“我已是‘独乐园’中人物，既无生路可逃，只有死途作陪了。”
刘恕以掌拍胸，嘭嘭而响：
“鬼神难敬，我入伙了！”
三人相视而笑，笑声飞出了弄水轩。
一晃宦侍梁惟简来到“独乐园”已经五天了。
在这陌生的天地里，面对几个陌生的文人，他已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检校书局帐目，考察司马光的言行，观察司马光与致仕老臣的交往，特别是与范镇、邵雍的交往。
他是皇上身边的小人物，但也是了解朝廷纷争内幕最多的人物之一。他当然清楚这个“特殊差遣”产生的始末和含有的分量：
去年二月初，“手实法”推行受阻。苏轼从密州上书，拒绝推行“手实法”，宰相韩绛以苏轼的奏表为由，弹劾吕惠卿，并谏奏皇上复用王安石。吕惠卿闻讯惊恐，即上呈笺表弹劾王安石兄弟前几年的“政事过失”，同时，御史中丞邓绾，也上呈笺表弹劾司马光“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而推迟修书”，“故作陪哑而插手朝政”，“阴与邵雍、范镇等人相聚，有结党之嫌”。皇上似乎察觉到邓绾在为吕惠卿的固位贪权效力，便留中此事而未发。一年来，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生死水火，两不相容。吕惠卿终因“华亭弄权奸利案”而出知陈州。王安石之子王雱追杀不舍，十天前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以反击。皇上暴怒王安石的“欺君蔽上”，又重新捡起了一年前留中的这份弹劾奏表，并派他来到“独乐园”检校审察。其意如何？他也猜不透！
在“独乐园”五天的生活，他破天荒地窥见了根本不同于宫廷生活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园圃茅屋，漾溢着人间的质朴；翠竹青藤，托出了人间的宁静；清风流水，飘动着人间的淳美。入夜，站在高高的“见山楼”眺望整个“独乐园”，头顶是繁密的星光，脚下是几点灯火，夜色融合了天和地，一颗被宫廷生活折腾得紧张成习的心，一下子似乎变得十分舒坦、轻松。安逸得似乎能够听到自己均匀的心音。
人不能不讲良心啊！这五天来的酒肴是粗劣的，每餐数盘肉食菜肴，涩舌碜牙；一壶浊酒，难以下咽。可自己去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察看过，司马光、刘恕、范祖禹等人，不都是一盘蔬菜、一盘辣椒，啃着馒头吗？他们连低劣的米酒也没有。
司马光的接待虽是冷漠的，可书局的帐目里却有着最诚挚的语言。这位黄面霜须的朝臣典范、史学大家，自书局成立八年来，除在京都三年时间里，如数领取过“尚方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从熙宁四年至今，就分文、片纸未领。
书局的所需所费，都是用“提举宫观使”些微的俸禄购买的。如此洁身自爱，两袖清风，在朝廷大小官吏中，只怕是没有几个人了。
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那深夜和黎明照映夜空的灯火，是“独乐园”里几个学者的赤胆忠心啊！看到读书堂范祖禹、司马康置身书海，埋头书案，连茶也顾不上喝的情景，若再在他们身上寻觅“结党营私”的罪迹，那就是丧尽天良了。看到钓鱼庵里司马光床榻上的那只“警枕”和那桌案上三天删定四丈书稿的劳绩，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掉下泪来。如果硬要把这“警枕”和书稿看作是“插手朝政”，那还算个人吗？看到种竹斋里骨瘦如柴、卧床口授儿子论史解难的刘恕和四壁上邵雍、范镇等人与司马光相勉相励、相渡相嬉的赠诗，就什么都不必勘审视察了。
“独乐园”里住着几个嗜书如命的呆虫，他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投入了辉煌的学业，根本不屑一顾京都官场上的苟苟营营。
梁惟简决定明天清晨离开“独乐园”，而且要遵照皇上“什么也不说”的谕示离开。他心里又有些不忍：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吗？那样留给司马光的，将是更沉重的压力，更难解的谜和更为不安地折磨，对不起这位忠贞可敬的“陕西子”啊！
向司马光吐诉这五天来自己的所见所思吗？万一有所泄漏，不仅自己违犯“天条”，司马光还真的会戴上一顶“插手朝政”的罪名了。他在辗转反侧地思索中，还是认定“圣命不可违”！皇上的心事是不可测的，自己本来就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况且皇上的想法时刻都在变化。
深夜四更时分，当钓鱼庵床头的“警枕”滚动，司马光落枕而醒，从床上爬起，埋头于书案的时候，宦侍梁惟简望着钓鱼庵的灯窗，默默向司马光拱手致敬。他走下见山楼，坐上华丽的双马四轮车辇，悄悄地驶出了“独乐园”的柴门。
天亮之后，大内宦侍不告而别的消息震动了“独乐园”所有的人。司马光闻讯，一声惊诧，眼前一黑，扑俯在书案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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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朝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