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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
作者：赵启强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是群众和许多记者拥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触摸到武装干涉的危机时，他难于说下去了。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有的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
于是上万人的声音像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
此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十二
进入8月，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耐心，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会议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
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席团立即做出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五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
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但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一个政权被异国的军队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在霸权面前表示屈服：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不断地用电话或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的听众热泪倏倏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
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声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达莫斯科。已经沦为囚犯的改革家们，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当然不签字，他们宁愿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他们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回到了布拉格。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地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五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
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5月，被召回国；1970年6月26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共产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