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者：孟祥才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11月初，为了阻止有些重点审查对象继续交代反对林彪的“罪行”，于是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我记得那天去礼堂参加会议的重点审查对象超过百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如吴敬琏、吴远迈、兴万生、伍昆明、李惠国、张德信、张海鹏、郭永才等。历史所参加会议的有白钢、周绍泉、王戎笙、王真和我。我们这些彼此处于隔绝状态的“老朋友”分别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礼堂，彼此间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打个招呼。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只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会议开始后，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宋义代表工军宣队讲话说：“今天召集你们这些‘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开个会，内容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宣读文件后，他接着说：“你们这些‘五·一六’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我的天！不久前还凶神恶煞般逼使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林副主席”，怎么转眼之间，这位林副主席又成了我们的黑后台？听了这位副政委的高论，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彼此递个眼神，发出了会心的苦笑。至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心里更明白，“五·一六”根本不存在！所谓“五·一六”的参加者和“罪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在逼供信的魔杖挥舞到的地方，说你是“五·一六分子”你就是“五·一六分子”，说你有多大罪恶你就有多大罪恶，说谁是你的黑后台谁就是你的黑后台。
“九·一三”以后，尽管林彪又被指定为“五·一六”的黑后台，但清查运动基本上停了下来。这是因为，花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根本就找不到像样的“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材料。这使参与清查运动的绝大多数群众不能不产生疑虑，热情慢慢冷却下来。而有些积极分子甚至专案组成员也良心发现，认为清查运动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只有少数企图将“五·一六”定成死案，使他们锁定的目标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如个别运动领导者和专案组成员，还以百倍的热情叫嚣着“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继续千方百计地进行威胁逼供、罗织罪名的无耻勾当。然而，由于大背景的变化，学部工军宣队只能将清查运动停下来，等待上边的指示。这样，从“九·一三”以后，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仍然由监管人员单独看管外，其他人则转入读书学马列了。1972年7月，我因重病送回北京入协和医院治疗，当时我患上慢性多发性肌炎，7月初已瘫痪在床，口张不开，几乎不能进食。历史所清查运动领导人向学部工军宣队汇报，还认为我这样的重点审查对象不应该送回北京治病，应该留在明港继续交代问题。军宣队领导余震说：“人如果死了，问题也就交代不清了，还是先送回北京治病。”余震的指示救了我的命。以上这个情节是当时在场的一个学部机关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的。为此，我至今对余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住进协和医院后，尽管历史所专案组向医院说明我是“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并记录在病历上，但我仍然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并恢复了健康。对此，我一辈子心存感激，永志不忘。1972年8月，上边一纸命令，学部大队人马由明港返回北京。此后，既不搞运动，也不搞业务，大家的日常活动就是读书。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虽然仍处于被管制状态，不准回家探亲，出机关大院要报告，节假日要接受“必须老老实实”之类的训话，但是，毕竟没有了逼供和批斗，个人生活的空间增大了，可以安心读点自己感兴趣的书了。就这样到了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我们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外，其他人都去听报告，组织学习，布置写批判文章。过了些日子，历史所军宣队一位负责人召集我们七八个重点审查对象开会，传达批林批孔文件，同时要我们结合批林批孔批判“五·一六”的罪行，深挖孔老二与“五·一六”的思想联系。我们都觉得好笑。王戎笙憋不住了，就问：“‘五·一六’与孔老二有什么联系？”那位负责人回答得很干脆：“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倒退复辟！”对于此类匪夷所思的高论，我们当时只能洗耳恭听。训话结束后，王戎笙对我说：“林彪垮了，林彪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次批孔老二，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人家也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样找下去，还不知道要给‘五·一六’找多少黑后台呢！”
1974年底，又一轮新的工宣队进驻学部，军宣队撤走。这一次，工宣队的主要任务是给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落实政策。结果是，“五·一六”组织没有了，“罪行”没有了，被审查对象几乎都以“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宣布解放。因为学部作为钦定的“五·一六”大本营、黑据点，都没有找到“五·一六”的一兵一卒，这场无中生有，牵连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宣告结束。谁的责任也未追究。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轻轻地搪塞过去了。
痛定必须思痛
在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整个学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人，即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历史所被牵连在内的也在百人左右。具有较深厚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杨超被逼自杀，才华横溢的赵国华自杀未遂。由于逼供信越搞越邪乎，在清查者眼里，凡跟造反派沾边者都是“五·一六分子”。例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启超之子）的夫人李福曼女士是历史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派，仅仅因为给当权时的造反派抄过几张大字报，也被打成“五·一六”。面对花样百出的逼供信，有些人为了获得解脱，就不断编造和提高自己在“五·一六”中的职务。有个也不是造反派而仅仅是跟着活动的老实巴交的书呆型的年轻人，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后仍不能过关，他于是交代自己是“五·一六”的“主席”。有一个自诩能辨别真假交代材料的清查积极分子后来还得意地说：“某某交代自己是‘五·一六’主席，我们就不信。就他那水平，‘五·一六’能让他当主席吗？”为了迫使某些“态度恶劣”的审查对象就范，宣传队和清查专案人员甚至宣布他们犯了死罪，要他们交行刑的子弹钱。军转干部王冶在被逼交子弹钱时，很痛快地拿出五毛钱给他们，使他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显得异常尴尬。
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痛定思痛，我认为我们对历史上的一系列“清”“抓”的运动都还缺乏认真的反思。仔细想来，由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溯“四清”运动、“反右倾”运动、“反右”斗争、“三反五反”运动、抗日战争中的“抢救运动”和发生在各地的“肃反”“肃托”斗争，直至十年内战时期的抓AB团、“肃反”“肃托”等一系列运动，其指导思想，方针路数，方式方法，几乎一脉相承：宁肯错抓一千，不放一人漏网，案子越大越好，罪行越重越好。为此，大胆假设，逼供求证，无视常识，泯灭良知，制造假案，草菅人命。最后真相大白，则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好心办坏事”搪塞。谁也不承担责任。即便承担责任，也不过敬个礼，道个歉了事。更有甚者，则以“母亲错打孩子”为自己开脱。不要说“母亲错打孩子”的比喻根本就不恰当，就算这个比喻是恰当的，人们不禁要问：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打孩子而无丝毫愧疚之感？更令人不解的是，每次运动过后，那些在运动中心狠手毒，肆无忌惮，大搞逼供信，明目张胆制造假案的心术不正的人，那些犯下命案的打手，有几人受到惩罚？更值得深思的是，几十年来，从抓AB团，到“抢救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血雨腥风，视人的生命为儿戏的窝里斗，自相残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们时刻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可实际上又屡屡办最不实事求是的事；尤其在大小运动中，许多违背常识，泯灭良知，荒唐透顶的案件一再制造出来。如三反五反时打“老虎”，将一个学校的会计打成“老虎”，刑讯逼供，使这个会计“交待”贪污的钱款超过国家给这个学校拨款的数倍，仍不罢休。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学部一个重点审查对象被逼写下了数万字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其中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到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这样离奇荒诞的“交待”，任何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判定其为胡说八道，然而领导运动的军宣队竟然作为“五·一六”的重要罪行加以宣扬。铁道兵两个师在北京修地铁，以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数年时间才修成几十公里的地铁，考古所“五·一六”以考古工具要挖洞偷袭数里外的中南海，这不纯粹是梦呓嘛！再说，只要看一看8341部队对中南海警卫之严密，连行人都不能在红墙附近驻足，凭历史所几个文弱书生能冲进去吗？我们数十年来以运动方式残酷摧残自己人的教训太多了，看来只有理清事实，找出深层次的特别是制度上的原因，真正实行民主和法治，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才能避免此类事件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发生。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