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者：孟祥才
在干校中的清查运动
1970年夏天，大概是6月底或7月初，我已经在单独的门窗封闭的监房中度过了9个月。此时，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学部处在一片恐怖中。突然，上级指示学部全体人员到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为此，工军宣队宣布清查运动暂告一段落，在召开了政策宽严大会后，就匆匆忙忙地奔赴干校了。我因运动中受刺激，大病一场，未能同大队人马一起下干校，暂时留在北京养病。直到10月份我才同军宣队一位姓金的副队长一起到了干校。到干校后，由于我是重点审查对象，为防止我同其他审查对象串供，就不让我同历史所的大部分人住在一起，临时要我住在东岳公社所在地历史所租用的三间库房中，安排历史所以前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一位师傅看管我，不准我同专案组无关的人员，主要是其他审查对象接触。此后，我单独住了约两个月，任务是同张政先生一同喂猪。尽管规定不准我同其他人接触，但因为我参加劳动，有时需要与别人合作，如为猪圈拉土，到田间送粪之类，不可避免地同与我一样成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接触。他们透露，自己在被逼供时承认是“五·一六”，也给我编造了职务。他们给我编造的职务自然是五花八门，大概一支军队设置的司、政、后机关的官儿编了个遍。我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明白互相矛盾的交代材料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于是嘱咐他们说，关于我的职务，再交代时也不要改口。加给我如此多的职务，只能表明案子是假的。在我们紧张劳动的时候，专案组仍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农闲时再进行清查运动。当时专案组设在距我住的房子不远的三间平房中，有一天夜里大约12点了，我出屋小便，走过专案组窗下，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给“五·一六分子”定案。我驻足偷听。其中一个人提出同一案件交代材料一人一个样，根本无法定案时，一专案组负责人出主意说：“下一步再搞，我们找一个交代好的人领着交代，让其他人跟着交代，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的口供统一起来，这样案子就能定下来了。”
1970年冬天，干校无活干，于是又开始清查“五·一六”。此时的工军宣队和专案组大概也明白，仅凭那些矛盾百出的交代材料无法定案。但是，因为清查运动是党中央下文要求搞的，不定上一批“五·一六分子”，他们无法向上级交代。再说，反正这些审查对象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管它真假，定上一批就是成绩，就是胜利。所以，又一轮清查开始后，他们企图通过大会交代的办法将审查对象的口供统一起来。然而，这一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绝大多数审查对象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口径依然统一不起来，大概我的“五·一六”政委的职务在审查对象的重新交代中也未达成“共识”。
在这轮清查中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个坚持实事求是的审查对象叫王真，是位军转干部，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五·一六”罪行，成为顽固典型，一直被关在北京。1970年冬天被专案组二人押解来干校。途经信阳火车站、汽车站时，他看到不少乞丐，就咕哝了一声：“不是说农村形势大好吗？怎么还有讨饭的？”来干校后，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押解他的那个专案组成员发言说：“王真这个人真是反动透顶，不仅不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且还恶毒攻击农村大好形势，胡说农村还有讨饭的。农村哪里有讨饭的？”会后，有个审查对象对我说：“刚才那位专案组的人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么！农村有讨饭的，人人都看得见，他硬说没有。还有比这更恶劣的，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在场上揭批‘五·一六’，研究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史的著名学者牟安世交代自己的‘五·一六’罪行，他坚决不承认，并据理驳斥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一个清查积极分子气急败坏地将一把玉米硬塞到他的嘴里，不让他说话。”
1971年春天，上级忽然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到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次，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还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过去运动走了些弯路，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这次重新开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将“五·一六”的罪行一桩一件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同时，又传达了中央某重要领导人接见学部工军宣队领导的指示。大概工军宣队领导在汇报中谈到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没有原始证据，定案难度大，这位领导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学部军工宣队领导、66军参谋长余震在动员报告中列举学部“五·一六”的所谓“罪行”，依然是什么“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进攻中南海，绑架毛主席，扶刘、邓、陶上台”之类天方夜谭式的内容。不过，从毛主席和某重要领导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内容看，近两年的全国性的清查运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根本不存在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用逼供信的办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清查运动应该停止了。然而，既然有“‘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的最高指示，当时谁也不敢否认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假前提，所以清查运动还是硬着头皮搞下去。因为前提是要搞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学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重新开始的清查运动还是只能用逼供信的老办法，逼使审查对象交代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反对毛、林、周、康、江等的“罪行”。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追查如何反对陈伯达的“罪行”了。原来在前不久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陈伯达决裂了。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因为天才问题遭到毛的批判和抛弃。不久，报刊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定位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由是，前不久还是“五·一六”重要“罪行”的所谓“反陈伯达”就不在逼供之列了。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
因为要给每个审查对象定案，就必须用逼供的办法给他们安上几桩“反党乱军”的罪行。工军宣队对追查“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特有兴趣。大概此时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变化只有党内少数人知道，林的影响在军队还是无所不在。军宣队成员在讲话时引用林的语录比引毛的还要多，开口闭口都是“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因此就不断逼迫审查对象交代怎么反对林彪。1971年9月，正当学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由于此事是高度机密，先在党内层层传达，10月份方才传达到一般群众，事件的真相至少到10月上旬下层群众还不清楚。但是，当时的人对政治都非常敏感，阅读报刊十分仔细。“九·一三”事件后，大家先是发现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林彪不见了，他的语录也不再刊载，特别是，不久前极力追查的所谓“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再也不加追问了。这使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也意识到林彪出了问题。然而，由于没有向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我们中的有些人就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这使宣传队和专案组非常尴尬。10月下旬，除了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一般群众都听到了林彪问题的传达。一天，一个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找重点审查对象周绍泉谈话，他们的私交甚好。因为我与周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很快将他与该积极分子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那人问周：“你们‘五·一六’真的反对过林彪吗？”周回答：“你们找到我们反对毛主席和林彪的真凭实据了吗？我们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罪行’，还不是你们硬逼我们编造的么？要说反，还不是你们让我们反的么！”该先生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