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失足的
作者：辛子陵
上述意见，妥否？望示。注5
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于五月四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全文是：
《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一、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七个，但这七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三、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全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百分之五十五（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讨论研究后的意见望告。注6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几次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五月七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注7
第二次是七月三日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正式批复。刘少奇批示全文是：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注8
在写上述批语的信笺的天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批语：“五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耦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七月五日刘少奇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联系到山西省委的报告，他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自发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注9
第四次是在修改华北局七月二十五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时，经他修改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问题，他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农出现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注10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注11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像十八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注12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的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农民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体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注13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的、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十七世纪的手工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新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钩，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农民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一条路，致富也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脱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广播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