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作者：燕 凌等
冤案一造成就很难纠正
翟墨新被押解到伯延以后，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李有常（后来任当地公社、乡党委书记）说：“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错误，上级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可能是有人诬陷你吧。”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早就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他父亲翟鸿文由于儿子组织抗日游击队曾被日军抓去坐牢。因此，村干部虽然把翟士贤关押起来，实际上还是保护他的，给他送的饭菜还是相当好的。
有一天，突然把他背绑着带到荒郊野外，要他与几个同样捆绑着的人蹲成一排，什么也没有宣布，背后枪声就响了。他想，这次必死无疑。但并不害怕，因为眼看“天下大乱”，人被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弄死已经随处可见，自己被一枪打死倒也痛快。他本来闭上了眼，枪声响后，别的几个人都倒下了，自己却还活着。奇怪间，背后有人冲他屁股踢了一脚，叫了声：“滚蛋吧！”村里人就把他又带回了关他的小屋。
1948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发现北方大学党委开除翟墨新党籍的处分不妥，叫他到军区政治部重新参加整党学习。整党结束的时候，他提出被开除党籍的问题怎么解决，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说：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重大问题，处分问题这里不能解决，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就可以解决。
1948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三次给北方大学负责人写信，商议对翟墨新的处分问题和给他分配工作的问题。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翟是个“很坏的党员”，不但思想有问题，而且“品质很坏”，全校批斗他的大会和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人民日报》早已经登出来了。处理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改。还说他压迫过原籍村里的群众，群众要算账，未得群众同意就分配工作是不合适的。
华北局纪检委调查了解，伯延农民群众与翟墨新的关系并不是这样。1949年春，华北局组织部分配他到华北军政大学当政治教员。大学党组织复议了翟墨新的问题，建议把北方大学党委给他的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华北局纪检委就此与当时已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的原北方大学负责人联系，这位负责人回信说：翟墨新的思想有毛病，而且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但开除他的党籍是处分过重了，我当时有左倾情绪，执行了冶陶会议以后有关同志商议的决定，没有提出异议。改为留党察看，我认为是公平的。
1950年初，翟墨新听说还要受留党察看处分，曾找薄一波同志面谈。一波同志对他说：“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不会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你不要傻瓜了，回去好好工作吧，没事。”他就回华北军政大学去工作了。后来，给他的处分改为“撤销职务”。过了些时，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撤职的处分也不能接受，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总支和校纪检委讨论研究，认为他“对有的事情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同意他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他被调去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努力钻研业务，编写哲学、党史教材，为这所学院的早期建设尽其所能做了贡献。
1951年，他在南京又写信向华北局提出申诉。这时候，有人劝他不要再闹腾了，再三申诉会引起反感，不会有好结果。结果果然如此，不但未能取消撤销职务的处分，反而又给他恢复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理由主要还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刘伯承等主持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高等军事学院被冲垮了。翟墨新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来合并到浙江大学），先后在政治系、图书馆工作。
四十年后浑水终于澄清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翟墨新表示不能理解。“反右倾”的狂风吹遍全国，他更加困惑。他的直筒子脾气忍不住，又不分场合发了议论。1960年，浙江省委突然以他的“级别不够”为由，不让他听一些重要报告。他本来对于随着级别而来的物质待遇高低十分淡泊，可对于在政治待遇上受歧视就愤愤然了，连着给省委组织部写了四五次信，说明自己的级别被定得很低是被冤枉而受到不应有的处分的结果，要求调查改正。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1964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又写信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比较详细地列出了1947年冬天批斗他的时候指陈的他的“错误”，也就是给他严重处分的“理由”，除了“假献田”以外，还有：
一条是卖了家里的土地。他申述，那是1945年元旦的一件事，当时他在党校学习，党校就在他家乡附近，同学们认为到了他的家乡，非要他请客吃饭不可。他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告诉父亲委托的管家人，卖了些地，请大家吃了一顿饺子（解放区早已实行减租，愿意买地的人很少，地不值钱）。
一条是1946年他结婚的时候，在家里拿了三丈多布、两床被子、几件衣服。他承认，这是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
一条是怕家里的小丫头暴露家里藏匿的财产，把她带出来叫她上学。他申述，这是出于同情心，帮她上进。还给她起名叫武炎，意思是要她长大成人后回武安燃起革命的火焰。
一条是帮助亲人要政府开路条离开解放区，逃避斗争。其实，要妹妹去开封是为了叫父亲回武安；因为他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后，日寇抄了他家，父亲被关押二年多，对共产党有同情心。抗战胜利后，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张南生要他把父亲接回来，对老人表示一点安慰，还可利用老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做些工作。况且妹妹有儿子，也不会留在开封。
诸如此类六七条，实在都难以构成受严重处分的根据。1951年申诉后反而把处分由撤销职务又改为留党察看，列举的理由，除了说他有“地主情感”，还有就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他认为，这无非是指他在北方大学对校方负责人提意见的事。他说，意见都是在支部大会上提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支部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这些都有档案可查。提意见的态度有时候不怎么好，应该检讨，可是也不应该成为处分的根据吧。
这次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动乱中，他无可避免地遭受了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他得知1939年在延安认识的胡耀邦同志正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又向中组部提出调查他的全部历史。他在1984年12月离休。此后又费了许多周折，到1987年，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才完全得到证明。薄一波同志写材料说明了1946年献田的事实真相，因献田而引起的一系列冤枉事也澄清了，所受不应有的处分也一笔勾销，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被一扫而光。四十年处于被歧视、被控制的状态，到这时总算有了一个了断。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弱了，我们访问他的时候，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四年。但他仍然保持着胸怀坦荡、开朗直爽的性格，没有给人以丝毫忧郁的感觉。我们的心情则依然沉重，不是由于看到他的现状，而是由于更多了解了他一生的经历，觉得应该从中引起深入思考的事情太多了。
此文草就以后不久得知，翟墨新同志已于今年8月24日因沉疴不治与世长辞。坎坷一生，最后得以在医疗、治丧两事上“享受副省级待遇”，真不知道该欣幸还是该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