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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作者：燕 凌等
194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新闻：《北方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清算翟士贤地主思想行为翟仍执迷不悟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到会师生共一千多人。这篇新闻中说：主持大会的人宣布：“翟墨新是北方大学党内最坏的一个典型坏党员、坏干部，因此开大会教育他的坏思想，同时也是大家的自我教育。”文教学院院长介绍了翟的“罪恶历史”和他在小组会上“不老实”的情况。主持大会的人叫翟向群众诚恳坦白，“但他并不坦白自己的罪恶，只两手向裤兜一插，摆来摆去，好像讲书一样，露着极端轻蔑的假笑，给自己戴了几个空帽子”。发言者指出他“一直不觉悟”，“一贯反领导，挑拨离间”，揭露他“破坏土改”，“威胁村干部”……大会开到晚上，点起汽灯继续开会。最后，校长讲话，说“翟墨新这个执迷不悟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混进中国共产党里来的”。说他“挑拨离间，感情拉拢，闹宗派，破坏团结”。还宣称“翟墨新是个恶霸地主”。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新闻的同时，还发表了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在大会上讲话的摘要，标题是《地主分子翟士贤》。从这位院长揭示的材料看，并没有一点事实说明翟墨新曾参与剥削农民。
北方大学宣布对翟墨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给从伯延叫来的民兵带回原籍由群众审查处理。此后，报社的同志们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当时报社行政部门一位老老实实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究竟是不是也很难说，那时候划阶级没有一定标准，不少中农被划成地主），被原籍村里的人揪了回去，很快就传来了他被打死的消息。由此联想到翟士贤，怕他很可能凶多吉少。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位不幸的同志的结局。上世纪90年代我们离休以后，武安一位青年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就请他代为打听翟墨新的下落。终于得知，翟墨新最后在浙江大学工作。于是我们赶快写信同他联系，提出我们很想了解他离开北方大学以后的经历，把历史真相记述下来。这也算是为当年的《人民日报》还一笔老账吧。2002年6月，得到他的儿子翟晓斌回信，说他父亲看到我们的信很高兴，愿意尽力合作；但是由于心脏病严重，已经住院一年，88岁了，记忆力大为减退，动手写东西已不可能，希望找个合适的时间到杭州面谈，并建议到浙大查看他的档案。
又过了将近三年，我们才得以到杭州去，在他的儿女们陪伴下到医院与他相见。老人家神色相当好，神情愉快，但说话已经十分艰难，大部分记忆已经丧失。只在事情经过的几个关键之处，我们提问，他简单地给予证实。更重要的是查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对他崎岖的人生之路有了大致的了解。一位正直豪爽的对国家社会有强烈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站立起来。
翟墨新的父亲当年在开封经商，他五岁到十一岁在开封读小学。1928年到河北保定进育德中学读书，1931年参加了革命组织“社联”、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共党员。12月因为“闹学潮”，也就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要求廉政，被开除学籍。1932年春到北平进入志成中学读书，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不久又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1933年他在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继续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他参与发动示威抗议，反对当局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对“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全国联合抗日。他们的活动遭到宪兵三团残酷镇压，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他遭到当局通缉，1934年逃亡到日本，失去组织关系。
在日本，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参加了郭沫若主办的世界编译社，担任编辑工作。还参与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哲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毅然中止留学生活，聚集一些留日同学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了“河南留东归国救亡团”，在开封等地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遭到当局阻挠破坏，他旋即于当年11月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他利用自己家庭的有利条件，筹措经费、枪支、弹药、马匹，并且争取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参加，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八路军129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久，129师派吴富善（后来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到伯延与翟接洽，然后派来两位同志一起领导这支队伍。1938年3月，全队带上武器和马匹，加入陈赓领导的386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386旅先遣支队（支队政委是现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张南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这年秋天，他舅舅武伦佩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
为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党在抗战时期的指导思想，并且解决党籍问题，翟士贤经组织安排，领着游击大队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是知识分子），1938年7月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不久被调进总政治部直属的对敌工作训练队当日语教员。1939年4月间，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他谈话，称赞了他以往多年的革命活动，说这些大部分已经得到有关同志的证明；但是在日本的情况还找不到人证明，因此原有党籍还不能恢复，暂时只能重新入党。等待得到证明以后，就可以恢复全部党龄。
就这样，他在1939年5月重新入党，10月，回到太行山抗日前方，先后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29师386旅政治部、太岳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从事对敌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执行任务。在前线，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组织部队攻坚、突围、脱险。他还曾给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当过日语、英语翻译。他多次到前线对敌进行日语广播，瓦解和策反日军。从日军中争取过来的部分官兵组成“日本反战同盟会”，他参加了组织和培训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先在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政治部工作，不久，进入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6年4月在中央局党校学习结业，组织上决定叫他回武安任副县长，后又要他当参议长。他到乡村参加选举的时候，伯延农会副主任等三个村干部告诉他：“西山一个地主被斗逃到咱村，当了街长，在反奸清算斗争中贪污了很多东西，瞒哄上级，欺压群众。”说的是村里的公安员牛德成。心地单纯的他不知道这是村干部之间闹派别纠纷，是排斥外来户，听了就信以为真，碰到这个公安员就冲动地说：“听说你贪污了许多东西，八路军决不允许这样的，你要小心点，我到县里去查一下你的来历！”这个公安员经他这样吓唬，就向区里提出辞职不干了。区委了解情况后，把做假报告诬陷人的三个人扣押起来，批评了翟士贤偏听偏信，做事鲁莽。翟向区委做了检讨。由此，他感到地方工作复杂，自己又是地主家庭出身，不适合在本地工作，就到中央局要求重新分配。于是被分配到北方大学筹建处，参加建立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
北方大学成立后，他一度担任教育科长、注册科长，后来只让他做文教学院一个班的班主任、教员。
1946年夏天，发生了献田这件事情。
他对于校方的工作有些意见，如对待老干部和新干部采取不同的态度，吸收师生中的外来知识分子入党有“关门主义”倾向，等等，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对校方提出，也不免在同事中传播，得到不少人支持。校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翟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作派，被看作目无领导，“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到了1947年冬天，冶陶大会正式否定了“翟士贤献田运动”的方向，接着开展查阶级查思想的整党整风运动，风声鹤唳，厄运自然降临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