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作者：杜 光
齐佩轩（原为财政部国际财务司司长）认为：财经会议的处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国务院应有“党外副总理”；“合作化冒进了”；“当前农民生活困苦”，“工农生活悬殊”；“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他主张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张生强（原为甘肃省定西专署专员）批评“肃反扩大化”，认为“搞运动就容易出错”。认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农村粮食紧张是人为的，应适当开放粮食市场。”他还说：党内缺乏民主，“没有人敢讲反面话。”
这些学员大部分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整风中所提的意见，是完全符合整风的精神和要求的。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肃反、反胡风等问题的批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党内缺乏民主，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肤之言。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批评，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关切和爱护，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味呢？可惜，他们最终都成为“引蛇出洞”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一个政党连有二十来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善意批评都听不进去，甚至对这些实际上都是优秀党员的批评者进行严酷的惩处，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见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按照党内的传统观念，丁、陈、杨三人被视为党的叛徒，开除党籍。
进入11月以后，凡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都已在全校学员大会或几个支部的联支大会上进行了揭发批判；还有一些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学员也在支部或小组的范围内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运动已进入尾声的11月11日，周恩来到校向惊魂未定的学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结尾时勉励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好好改造，将来还可以回到党内来，为党工作。对于这些不幸的学员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悲凉的安慰。
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们最宝贵的年华却都已经在社会最底层消耗掉了。反右运动使共产党丧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社会上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更大的损失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坏了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助长了一种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和谄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恶劣风气，大大加强了专制的极权体制，以致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遗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对党的腐蚀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转。这是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因此，总结从反右到文革的惨重教训，从中吸取有益的鉴戒，应成为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再讳疾忌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