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作者：杜 光
杨献珍、侯维煜在列席书记处会议后，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研究贯彻的具体措施。杨献珍在会上说：“党外的右倾思想都放出来了，党内还没有，只有高级党校暴露出很多右倾思想。”“社会上右派的思想，我们这里都有。”
中央关于学员留校继续整风的决定传达后，引起了学员的普遍不安。赞成留下的只是少数，多数情绪比较勉强，无可奈何。他们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决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学员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认为“历来整风都是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谁的意见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随便发牢骚的话也当成真实的思想来整。”个别学员指责“中央这一手办得很拙劣”（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学员和两位苏联专家。这给大家带来一时的兴奋，但没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党委发布新的整风学习计划，要求全校学工人员以进一步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以20天时间（7月1日至20日）讨论在前一时期学习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针性较强的八个问题：①关于党的整风运动；②关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问题；③关于三反肃反；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⑤关于社会主义建设；⑥关于党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⑦关于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⑧关于党的领导与党内生活的一些问题。计划要求：通过对上述八个问题的讨论，“开展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杨献珍、侯维煜自列席6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后，已感到高级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
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他在1956年夏季入学考试时所写的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颇为令人惊诧的见解。如他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或缺乏联系当前革命实际发展作出对革命更有现实意义的自我批评，就是自我批评不足。”联系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怎么能光说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对于“高饶联盟”问题，他也提出类似的质问：“何以只说高的一面而领导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他进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是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也有‘讲过去不讲现在’和‘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他问道：“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翘尾巴。”并且尖锐地指出：“把自己领导的一切事业都说成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光辉发展也是有危险性的。”
能够这么大胆、这么尖锐地批评党中央，而且矛头直指毛泽东，确实表现了王谭的不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但在当时看来，这无异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此，教务处在评阅学员试卷时，便把这份论文抽出来送到侯维煜那里。侯维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论文打印出来分发给校党委全体委员。所以，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反右派运动，也许最后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
不过，王谭之所以被列为反右对象，还不只是入学试卷所反映的观点。他在1957年1月哲学学习结束时所写的《思想总结》里，提出十点“批评提要”，主张“要炼得出这一种‘评上’的政治品质来。”“决不放下党在批评方面已经给的一切权利，做到敢于批评任何一个人。”他把某些占据领导岗位的干部描述为“对马列主义妄作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活动的人们”，“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的人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的人们”，“存心在人民胜利的老堆上‘扒功劳’和碰到人们作支援的财政开支就‘挥金如土’的人们”，“用了‘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所谓策术，把人们变作‘井中之蛙，只见片天’的人们”，“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的人们”，“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搞什么‘家天下’的人们”，“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的人们”，“‘阿Q气’的人们”等等。鸣放开始后，有学员评论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的演讲都是毒草，他说：“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鲜花。”
对王谭的批判是7月中旬开始的。7月11日，校党委正式通知支委会对他的“错误思想”开展批判。从7月19日起，王谭所在支部开了两天半支部大会，批判他的思想“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王谭拒绝接受。27日早晨他对正在举行支委扩大会的十几位同志说：“我要向党声明，我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开一百次会我也要这样说。”“开全校大会，我欢迎；登报纸，我哈哈大笑。”“王谭是共产主义者，到哪里也要这样说。”“你们查吧！我王谭就是这样一块共产党员的骨头。”“毛主席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说提意见等于攻击，又是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我不能同意。”“说我放肆，我是在党内放肆；说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随便提问题，我五体投地；说我别有用心，这和我王谭毫无关系。”他声明除承认“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对其他批判一概拒绝。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王谭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他的声明被认为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从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开联支大会和全校大会，对他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王谭被迫在8月27日写出一份题为《一定认错，一定悔改》的检讨书，承认自己是“党内异乎寻常的不满分子”，“党内的老右派分子”，“反动透顶的反党分子”。他终于低下了那高傲的头。但他的检讨仍被批判为只不过是“三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对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他继续在9月中旬召开的联支大会上受到批判。
另一个反右的对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他被列为批判对象并最终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根据有三：一是同储安平等人的关系；二是主张“新闻自由”；三是所谓“第三条路线”的思想。
在这三条原因中，第二三两条都是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初的根据其实就是第一条。作为一个有地位的名记者，徐盈的交游很广，而同他最密切的则是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储、浦等曾夸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鸣放开始后，徐盈每个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储安平，无所不谈。7月1日《人民日报》点了储安平、浦熙修的名，作为他们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确定无疑了。
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进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
徐盈在解放战争期间除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外，还兼任《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新路》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这两个杂志在当时是第三条路线的主要舆论阵地，徐盈这个时期在《大公报》和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难免带有第三条路线的痕迹。第三条路线是那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有第三条路线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样的政治条件下，它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徐盈的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