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上真实的和
作者：冯佐哲
至于“野史”、“笔记”和影视剧中刘墉（“刘罗锅”）、纪昀（纪晓岚）与和“斗争、抗衡”的故事与传说，多与史无征，并不可信。
历史上的刘墉（1720———1804），一生政绩平平，只是谨慎谦和，办事勤勉认真，洁身自好，注意吏治，关心民瘼，不尽趋炎附势而已。刘墉在任左都御史任内，并没有对和及其党羽进行过有效的监督与弹劾；而是奉行了“明哲保身”和“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刘墉阿附和，嘉庆四年（1799）初，和受审前，刘墉是首先起来参劾和者之一，同时他后来也参加了对和等人的会审、抄家。
历史上的纪昀（1724———1805）字晓岚，素有“通儒”之名。他是个“风流才子”，言语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和与纪昀虽然同在乾隆朝为官，但地位不同。和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俗称“真宰相”，而纪昀最高只作到“协办大学士”，从未作过军机大臣，因此二人地位相差较大。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和是该书的正总裁，纪昀是总纂官，两者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虽有过矛盾，但并未见两人有什么激烈斗争。
六乾隆驾崩和赐死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已经85岁的老皇帝弘历，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改永琰为“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当年冬至进行禅位大典。翌年（1796）元旦，嗣皇帝正式登基，改元“嘉庆”。可是有一点乾隆帝很明确，这就是“退位不让权”。他规定自己虽被尊称为“太上皇帝”，但仍然称“朕”；谕旨称为“勅旨”；在宫中仍用“乾隆”年号；《乾隆起居注》照常续编；嗣皇帝的许多诏书，也要加盖“太上皇帝之宝”玉玺；臣下的“请安折”要一式两份，其他奏章也要由嗣皇帝转呈太上皇帝，由太上皇帝定夺……一句话：一切还是由乾隆帝说了算。和此时以出纳太上皇帝的命令者自居，常常以太上皇帝之名，贩卖自己的私货，依旧耀武扬威，有些事情就连嘉庆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去世，享年89岁。嘉庆帝亲政，便立即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整肃朝政的计划开始实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尽快平定闹腾多年的白莲教起义，筹集大量军费，弥补国库空虚，决定首先扳倒和。于是他暗示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顺和大学士刘墉，于正月初五日，上奏弹劾和“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等种种不法罪行；正月初八日，和被逮捕下刑部大狱，接着抄家籍产。正月十一日，嘉庆帝亲下谕旨，宣布其20大罪状，决定将其“凌迟处死”。可嘉庆帝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请求：乞望保和全尸，遂决定赐其自尽。正月十八日，和用御赐的白练自裁身亡，终年50岁。
关于和家产到底有多少？在他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总计贪污了多少钱财？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搞清楚，一直说法不一，仍然还是个“谜”。有的说是“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三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几千万两白银……在档案与正史中记载，除珍宝、珠玉和各种器物难于估价者外，在京财产尚有：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自开当铺十二座，家人刘全等开当铺八座，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合计银价二十万三千三百两，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八十辆大车折合银九千六百两。此外，和在京的住宅、花园、别墅多处，仅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就可与王府媲美，其中厅房二百五十余座，楼台亭阁二百余处；海淀别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台共计三百五十七间；善缘庵寓所房屋八十六间，游廊楼台四十四间。其他还有和家所经营的粮店、药店、古玩店、煤窑……多处。总之和二十余年，聚敛钱财数额巨大（笔者估计除他所收藏的大量珠宝玉器、金银器皿和古玩书画等难于估价的宝物外，他家的财产当在二三千万两白银左右），故他被诛后，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和跌倒，嘉庆吃饱”。
余论
和为官首先抓权，同时最主要的还是抓钱；正因为“权”与“钱”抓的太快、太大、太多，甚至超越了嗣皇帝———琰，理所当然为嘉庆帝所不容，因此他刚一亲政就要收回其“权”和“钱”，以解燃眉之急，故将和立即诛杀。这正如嘉庆帝自己所言：“和罪之大者，盖由其事权过重”。同时他也是为了给其父乾隆帝为政的各种失误开脱责任，缓解社会矛盾，拿和作替罪羊罢了。平心而论，和除了贪、横、骄、奢、狠一面外，确实也为大清朝廷、为乾隆帝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因此乾隆帝才会如此倚重他，成为其左膀右臂；因为乾隆帝也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的君主。这一点就连嘉庆帝也不得不承认：和“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
和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主张要对清初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在其掌政期间，他鼓动乾隆帝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所谓“祖宗成例”进行了某些“变革”。如，臣工的奏折，必须一式两份，一份正本呈皇上，一份副本交军机处；再有，必须在六十五岁老臣中诠选御史，以及制定议罪银制度等等。
他长期担任理藩院尚书，负责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特别是他多次帮助乾隆帝在处理对蒙古、西藏、新疆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从而巩固了祖国统一与边疆的巩固。尤其是每年在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在接见各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王公贵胄和宗教领袖时，不论大事小事和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使各方面均很满意，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向心力。此外，在处理周边各进贡国家的关系上，和也忠实地贯彻乾隆帝的旨意。特别是在前文提及的处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一行访华问题上，更是不卑不亢，坚持了原则，已如前述，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