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上真实的和
作者：冯佐哲
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
和一人当道，全家沾光，亲朋好友乃至个别家人、奴仆也都鸡犬升天。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爱女和孝十公主结为连理，此外，他家还有多人与皇室联姻；其弟和琳曾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晋封公爵；他家的亲属，有的做了总督，有的当了巡抚，甚至连他的管家们也成了拥有10万、20万两银子的富户。与此同时，和深知要想地位巩固、长久，必须具有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要得到当朝有势力集团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拉帮结伙，网罗死党；因此，他一朝权在手，便把帮来拉。他四处拉拢亲信，组织私人班底，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他培植了一批亲信，其主要骨干人物有以下几人：（1）和琳，字致斋，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又升迁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史、四川总督等，并赏用黄带、紫缰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云骑尉世职。嘉庆元年（1796）八月，在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过程中死于湖南平陇。死后乾隆帝亲自到其家灵堂吊唁，并赐白银5000两和陀罗经被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特准其家建专祠祭奠。和琳是和最亲信的人之一，他是和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兄弟配合，沆瀣一气，特别是在清军中掌握一定权力。（2）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乾隆帝对他比较喜欢，曾任正红旗副都统、武备院卿、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被封为侯爵。在与和共事中，福长安深受其扶植和关照，彼此结为知己。福长安甘愿做和的附庸和走狗，亦步亦趋的跟随和。他们二人在朝中拉拢帮派，结成死党，排斥、打击以阿桂为首的朝臣。（3）伊江阿，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永贵之子，曾在军机处行走，是和的亲信之一。他平时与和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彼此经常以诗唱和，沟通情感。伊江阿巴结和，和也极力培植伊江阿，推举他做了山东巡抚。（4）苏凌阿，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因为他与和琳是儿女亲家，又巴结、顺从和，故受到和特别关照。他虽然年迈体弱，两耳重听，且昏庸无能，只知爱财，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诬良为盗，无所不为，声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惭地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但和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5）景安，钮祜禄氏，官学生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他一向依附和，办事无能，只知欺压百姓，贪污中饱。（6）明保，和的舅父。由于和的保荐，曾任湖北汉阳知府。此人一生庸庸碌碌，花天酒地，依附和作威作福。他的儿女亲家倭什布同在湖北作官，与和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和的庇护下，胡作非为，鱼肉百姓。（7）吴省兰、吴省钦，两人为同胞兄弟，吴省钦为兄，吴省兰为弟，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兄弟皆进士出身，他们曾在翰林院任职，是和的老师；又“系和私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情愿作和的党羽，为其奔走效劳，通风报信。因此，由于和的推荐、保举官位步步上升，曾多次任乡试主考官。嘉庆初年，吴省兰还被和安排在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皇上整理诗文，实则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武大员投靠和，向其献媚取宠，卑躬屈膝，送钱送物；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称和为“老师”。例如，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湛露、李潢、李光云、胡长龄和蒋赐等，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
和满以为有这么多人向其靠拢，他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和家铺子”的班底，一旦有风吹草动，总可抵挡一阵子。可是他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这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并不都出于真心，而他们与和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当时和身处高位，不少人为了向上爬，屈服于和的淫威，心甘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垮台，这些人便树倒猢狲散了。
与此同时，凡是不依附和，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便想尽办法进行排斥、打击、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举几例：（1）阿桂，章佳氏，字广庭，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抬旗为满洲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为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举人，并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官至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伊犁将军、四川总督、太子太保、翰林院掌院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并授予骑都尉世职。阿桂以“首辅”身份，多年来其官位都排在和前面，虽然实际上构不成对和的威胁，但和心里委实不舒服，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阿桂出身显贵，办事认真，政绩、战绩均很卓著，颇得人心，可以说“德高望重”，连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于是多派阿桂出差在外，让其出征、治河、办案……，而把和留在自己身边。和与阿桂之间矛盾重重，阿桂瞧不起和，对和贪婪和骄横非常痛恨、鄙视，故不屑与其为伍；他们俩人虽同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处办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离和数步之远，平时很少理他。和时时不忘排斥、打击阿桂，一找到机会就要搞小动作。阿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在嘉庆元年（1796），以养病为由，请求“致仕”，后在家休养，第二年去逝，享年81岁，谥文成，祀贤良祠。（2）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曾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嘉庆元年（1796）夏，在镇压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中，身染瘴疾而亡，死后谥文襄。福康安虽然一生高傲跋扈，生活奢靡，但颇擅长领兵作战。因此乾隆帝对他的“军功”是十分欣赏的，对他非常钟爱（传闻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从小养育宫中）。可是他与和长期不和，矛盾重重，史载两人“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只好也采取对付阿桂的办法，于是经常派福康安出差在外，或领兵征战，或处理其他事务；把和留在自己身边。（3）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官，并加封为太子太保。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此时正是和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每当他看到和办事擅自独断，飞扬跋扈之时，除了忍让之外，有时也与和争一争；或者向乾隆帝“委屈陈奏”。因此和非常讨厌他，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茬把他从军机处排挤出去，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学识渊博，长相俊秀，为人正派，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军机处。嘉庆元年（1796），王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以足疾为借口，自己请求退出军机处，并辞去了上书房和礼部的事务。直到嘉庆四年（1799），和事败，他才重新出山，担任首辅。（4）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著名书画家。历任庶吉士、内阁学士，以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并加封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师。他在军机处先后四十余年，办事勤勉、认真，熟于朝章故事，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同情王杰在军机处的处境，与和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和为此非常嫉恨他，曾多次找机会陷害他。
除以上数人外，受和排挤、打击和陷害的朝臣还有许多，如大学士、嘉庆帝的老师朱和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等人。
五多行不义，必有反者
和当权之际，气焰熏灼，甚至连嘉庆帝也要让他三分，一般官员就更不敢多说什么了。可是就在此时也居然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非要捅一捅他的老虎屁股。他们明里暗里跟他作对，不敢公开干，就旁敲侧击，冷嘲热讽，进而则弹劾他的党羽、爪牙。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1）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监察御史等职。他生性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当他看到和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时，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但他深知和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因此一时还不敢轻易触动他；于是便想拿和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分，上奏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刘全是和家的世仆，从小就在和家赶车、跑腿，跟着和受了不少苦，从而也得到了和的信任。和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故人称“外刘”。平日他以和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刘全也颇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和其他各种店铺、作坊，一生积攒了二十多万两白银的家产，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宅第附近的兴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制，还有他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逾制。曹锡宝就以这些为突破点，写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好友吴省钦阅看，想让他帮助提点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竟不惜出卖朋友，偷偷地捅给和了。和与刘全密谋后，刘全迅速拆除了逾制的房屋，毁掉了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了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和给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且刘全是个“安分朴实”的人，不会“招摇是非”。并假惺惺地请皇上派人严查，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面为和、刘全解脱，并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不纯，是其“假公济私”，进行报复；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击和；因此指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结果如所预料，查不到什么真凭实据。曹锡宝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罚。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死去。（2）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乳名正贵，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40）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诗文、书法、绘画闻名于世，特别是他所画的马尤具特色，故有“瘦马御史”之称。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为官清正廉洁，不贪名利，安于清贫，并惠泽桑梓，为民造福，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刚正不阿的“清官”。在政治上，他敢于向贪官污吏等恶势力斗争，特别是他以惊人的勇气和聪明的才智与和、勒尔谨、王望、毕沅、国泰、于易简等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和对于钱沣公正刚直，不屈从自己，十分嫉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一下；于是他唆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以“钱沣对生员匿丧冒考，置若罔闻”之罪，上奏弹劾，结果钱沣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钱沣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和的斗争，当他看到由于和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阿桂与和为首的两派，以至不能同在一起办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议，请其恢复旧制让所有军机大臣，均应回到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钱沣就和对军机处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系列“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问题。但因事关重大，还不敢明言和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作为试探而已。此外，钱沣还另外草拟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奏折，上列和二十大罪状，准备上奏皇上。仅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气向和开战的。在当时此举绝无二人，非常难能可贵。为此和更加忌恨于他，极尽打击报复、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难办的事全派他去作。结果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1795）与世长辞，终年55岁。关于钱沣之死，另有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得知钱沣要上奏折专门弹劾自己，遂派亲信将其毒死。（3）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91766）进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风骨凛然，不畏权势，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大胆地对和炮制的“议罪银制度”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制度是促使、怂恿地方官贪污中饱的下策；如果继续实行下去，必将会造成地方吏治废弛，银库亏空；这只会使社会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安定。其实这也是尹壮图对和损下肥上，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种种劣迹揭示的一个尝试。乾隆帝在和的建议下，委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先后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处仓库。其实庆成是和的私党，他在查核过程中处处钳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都要“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借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已经不露任何马脚，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非常尴尬，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帝认为尹壮图的奏折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结果尹壮图被下刑部大狱，判为“比狭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后来乾隆帝又觉得这样判罪未免太重，遂改为将其降职，改授“内阁侍郎”。尹壮图心里郁闷，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1799）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4）谢振定，字一斋，又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散馆编修、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此人为官刚正不阿，平日很不满和的所作所为，更对和的眷属、爪牙借其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据说他在任京师巡查东城御史时，在灯市口附近痛打了和的小舅子，并火烧了他坐的逾制马车。和得知后十分恼火，但又没理由发作，只好暗气暗憋；最后“假他事，劾振定”，将其夺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