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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修辞技巧论的社会哲理内容
作者：李士金
关键词 朱熹 修辞技术 社会哲理
朱熹的修辞学说，在强调修辞本质问题的同时，也很重视具体的修辞技巧；其中，常包涵着很深的社会哲理内涵，这点同样成了其修辞论的重要特色，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分析。
1 讨论用字、反复手法时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1.1重视修辞用字的准确性与个人素养的关系
朱子很重视修辞用字的准确性，他经常说文字自有稳当的字，只是人们写文章时思考不精确罢了。在《朱子语类》卷139中他说：
苏子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做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朱子语类》卷139，《朱子金书》第十八册第4293页)
在这里，朱熹连续引用了三个人的话强调对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一是苏子由论人做文章的话，意思是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或者是用来说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来自然有合用的字，只是难以用得准确；二是郑齐叔的话，意思是写文章自有稳当的字，只是人们思量不到；三是张横渠的话：要表达新发现的道理，最难的是“命字”。这三个人的话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写文章修辞用字很不容易!所以，朱熹在引用他们的话以后紧接着就感慨地说：总之，写文章用字实在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的，也只是这几个字，为什么铺排得这样的安稳!由此可见，朱熹是何等的重视写文章的修辞用字。为什么圣人说出来的话自然铺排得那样安稳妥当呢?因为圣人说出来的是“天生成腔子”，他们的修辞用字当然十分恰当。朱子说的话前后并非等同的关系，前半是具体谈用字之难，后半是总的感慨文字自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而把握、运用到何种程度则要看各人的文字功底。这就在讨论修辞技巧的过程中显示了深刻的对社会人文的关心：圣人说出来的话自然、安稳、妥当与圣人的天赋、修养、胸怀、境界、道德、知识等等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一般人往往说话乖谬还自以为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说话写文章须讲究修辞用字的重要性，讨论修辞艺术，不但是专家的责任，也是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课题。
1.2“每章重言”中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子非常注意文学的层次性，注意“每章重言”的修辞手法。例如，他在分析《东山》一诗时说：
章首四句，言其往来之劳，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见其感念之深。(《诗集传·诗卷第八》，《朱子全书》第一册第536页)
这里所说的“每章重言”就是反复的修辞手法，并且指出这种修辞手法在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方面的作用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感念之深”。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念”隐含着对为社会事业而辛劳、奔波者的高度赞美和深深的向往。
再如，朱熹在讨论《常武》一诗时说：
此篇王实亲行，故于卒章反复其辞，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序
所谓因以为戒者是也。(《诗集传·诗卷第十八》，《朱子全书》第一册第716页)朱熹在指出该篇运用“反复其辞”亦即反复的修辞手法的同时，还强调反复修辞手法对表达思想内容的作用是“以归功于天子”，并且这种对天子的赞美不是元谓的个人崇拜，而是远方人民对王道的渴望。任何战争都会造成对老百姓的损害，造成对国家和民族的创伤，但正义的战争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人民之所以愿意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和损失，是因为正义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一切战争，使人民永远安居乐业。因此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天子也不应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骄傲，而是要以战争为戒，不让人民为战争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之成果付诸东流，不使后世的子孙继续在战争的伤亡中痛苦地生活。
2 讨论宋代名家作品修辞问题时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对一人一作的优缺点不但能从文字修辞上进行系统分析，而且在这种分析过程中还能联系做人的道德含义与客观效果，显得十分透辟。例如，他的学生问范太史文章如何，朱子说：
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6页)
首先肯定范太史文的好处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即是说，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很难得，因为根据自己的见解，实事求是地讲话、写文章，是难能可贵的，总体上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人出发点一般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像那名利熏心的人，总喜欢矫揉造作、虚假不实。但是不是这种人说话写文章就一定很完美呢?不是的。如范太史写的《唐鉴》虽然是不造作的好文字，但在修辞上往往照管不到，评论也总是意思表达不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朱熹具体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精神”，所以才会有照管不到的地方；一个是“元气力”，所以到后面含义多脱略，意思表达不清。“无精神”与“元气力”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区别，相同的是都缺乏进一步深入的能力，不同的是前者偏向于内涵的精神，后者偏向于生理的气力。当偏向于内涵精神缺乏的时候，导致写文章有照管不到地方；当偏向于生理气力缺乏的时候，以至于越到后面就越没有气力，语言文字就会多有脱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语言修辞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和天赋的生理气力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再比如，朱熹分析宋代名家作品修辞气象的根源说：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
朱子为什么在这里赞扬李泰伯的文章?因为李泰伯的文章学问根源是从经中得来的，虽然道理浅显，但都是从大处立论。他的《潜书》、《民言》好就好在如古人的《潜夫论》一样阐述的是人世间深微的生活哲理。《周礼论》好就好在它讨论了宰相与人主的关系，怎样才能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健康发展。他的议论往往是如此，所以他的文字气象总体上就好，很使人欣赏爱惜。而且，朱熹认为这与整个时代的风气有关系，那个时候，全社会的状况好，方兴未艾，所以，在个人的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在讨论李泰伯文章修辞的根源时，朱熹还将老苏父子的情况与他进行了对比：“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老苏父子文章修辞的根源是从《战国策》得来的，所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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