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朱熹修辞技巧论的社会哲理内容

作者：李士金

是从小处立论，欧公比较喜欢他们的文字气象。朱熹还讨论了李泰伯晚年参道的情况，李泰伯有一记说达磨宗派很详细，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参究工夫的。朱熹感慨地说，以李泰伯的文章比较现在人写的东西，今日的文章就像三日新妇一样不成熟。某些人的文字，有什么见识?太浅薄了!
　　朱熹在讨论宋代名家文章修辞的具体问题时，不但拿李泰伯与苏氏父子相比，而且还以时文与李泰伯的文章相比，单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出了社会人文的三个层次：李泰伯、老苏父子、时文。文章是人的胸怀抱负、道德境界、内在气质、精神风貌、知识能力的综合表现，不同的人品、不同的社会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文章修辞风貌。朱熹强调的是人品、性格、后天学习渊源等与文章修辞气象之关系，强调作文修辞必须从大处着眼，抓住本质。朱熹认为，如果我们真想学好写作，有真正的修辞工夫，就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一切可以运用的修辞方法，正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社会人生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3　“天生成腔子”修辞观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关于“天生成腔子”的著名论述本身就自然包含了修辞技巧的内容。但由于不能理解他的“天生成腔子”修辞观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涵，人们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例如，罗根泽先生说“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罗根泽，1984：197)这种解释割裂了“天生成腔子”与“稳当底字”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忽略了朱熹讨论具体修辞技巧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涵。因为既然是“天生成腔子”，就自然是用了“稳当底字”，亦即恰当地运用了语言文字，这其中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各种社会哲理在文章中的自然表现。
　　“天生成腔子”在形式上是从用字开始谈起的，是从修辞的角度立论的，是朱熹理想主义修辞观的一种著名的表达方式。朱子在赞扬司马相如为“赋之圣者”时说：“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可见得“天生成腔子”是“自在流出”的文字。他在与学生讨论时说：
　　林艾轩尝云：“班固杨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
　　是如此。(《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289页)朱熹为什么如此强调说出的文字，或者说“自在流出”的文字?联系他对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班固杨雄等人“做文字”的“做”不正是对文章修辞的用功吗?为什么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自在说出的文字呢?“做文字”与“恁地说出”这两种情况那一种是更加注意修辞技术的呢?从表象上看，是“做文字”的人，“恁地说出”的人似乎不如“做文字”的人认真。这就是一种矛盾：既然朱熹十分重视修辞技术，为什么更赞扬“恁地说出”的文字?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做文字”与“恁地说出”的含义，了解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联系朱熹的其它文字可以得知“恁地说出”的真正意思是“自在流出”的文字，接近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是难得的好文章：“做文字”的真正意思是相对造作的文章。比较远离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比“自在流出”的文字要差一些。那为什么用心“做”的文字在修辞技术上反而比随口说出的文字工夫差劲呢?就是因为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不一样，准确地说，“恁地说出”的人，在胸怀抱负、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比“做文字”的人强，所以一旦有感而发，修辞造句就自然而然，自在流出，稳妥恰当；而“做文字”的人在对社会、自然、人生等等的认识水平上，在气质抱负上，在对理想的追求上，不如“恁地说出”的人。所以，虽然他们写文：章努力用功夫“做”，但在修辞用字上还是不如自在说出的人工夫深，工夫自在修辞之外，正是这个意思。朱熹为什么一方面那样高度重视修辞技巧，又特别强调修辞作文之本质?就是因为修辞技巧与修辞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个人的文章修辞水平如何，一个人的文章气象、风貌如何，是由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到底怎样，又是由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与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决定的。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如何，也许我们的当事人，难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我们个人的努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切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我们道德文章境界的升华，不利于我们人类整体修辞水平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进步，这也是朱熹在讨论具体修辞技巧时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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