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合典：典故使用的复杂形式
作者：郭 辉 李景新
人停数日而返。后欲复寻其处，却迷而不复得路。“刘阮上天台”的故事，据刘义庆《幽明录》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而得返，见一桃树，采桃而食。后艳遇二仙女，停居半年还乡。后于太康年间复至天台，二仙子已不见。这两件事有几个相似处：所描写的境界都与世隔绝，幸福和乐，又都是偶然遇见到(一是捕鱼，一是采药)，并都受到热情接待；桃树在两个故事中都是重要因素，人物都曾迷路，又都去而复返，结果都未再到。这众多的相似之处，造成使用上的窜用情况。《桃花源记》描写的不是仙境，而是避乱隐居，它生发的典故义应写隐居；但是，有的把“桃花源”中引发的典故义却借来写情爱或仙境，这显然是窜用“刘阮上天台”的结果。如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武陵园”完全是“桃花源”的因素，却用来写爱情。这种情况，应看作合典，是取甲之形与乙之义而合成的。“仙源”一词所带来的窜用二事的痕迹更明显，从所取典故因素看，“仙”源于“刘阮”事，“源”在《桃花源记》中，是取合两个典故因素而成的，这种情况，无论它被用来表示哪种意义，都应看作是合典。这种合典是一种特殊的合典，并不常见，但既存在，又特殊，也就要指出来。
(五)人名合用造成的合典。几个特点相似的人物合并成词，外表上近于人名的并称，典故的意义较淡，但由于常被用来表达一定的含义，而含义的来源已包含了几个人物事件的概括，仍属于典故运用的一种，不同于一般历史上及习惯上的人物并称。如“金张许史”，《汉书·盏宽饶传》：“上元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讫。”颜师古注：“许氏、史氏有外戚之恩，金氏、张氏自托于近狎也。”四人或为贵戚，或为宠臣、弄臣，后人常合用以喻权臣、弄臣、贵戚等，这应看为合典。类似的较多，如“桓孟”，“桓”指桓少君，不厌丈夫清贫，“著短布裳，与丈夫鲍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修行妇道，乡邦称之。”见《后汉书’鲍宣妻传》。“孟”指“孟光”，貌丑而有妇德，不嫌梁鸿清贫而嫁之，“为椎髻，著布衣”，“荆钗布裙”，与夫共隐。见《后汉书·梁鸿传》及《烈女传》。二人皆用为典故，因特点相似，常二人并称成词使用，作为妇德的典范，是合典。
(六)几个事物各不相同合并成词，用来表达一定的含义，词语浑然一体，似非合典而实为合典。如：“蟾兔、兔蟾、乌蟾、乌飞兔走、兔走乌飞、蜍兔”。“兔”典出战国屈原《天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汉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菟，一作兔。”“乌”典出《史记·龟策列传》：“孔子闻之曰：“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鸟”；“蟾蜍”，汉张衡《灵宪》：“姮娥奔月，是为蟾蜍。”另见《五经通义》。例如：唐权德舆《祗役西路上以诗代书寄内》：“别来如昨日，每见蟾兔缺”；唐李贺《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上二例均用以咏月。唐韩愈《苦寒》：“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此以“乌蟾”咏日月。唐韩琮《春愁》：“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常青古未有”，此以“乌飞兔走”代指日月运转，时光流逝。用典意义相同，典故之形亦可为“兔走乌飞”，如唐韦庄《秋日早行》：“行人自是心如火，兔走乌飞不觉长”。
二、形态相类而非合典的情况
上文阐明了合典的形态，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与之在形态上相似，却并非合典者，应加以区别。
(一)同是一人一事，见于不同记载。如“贾谊鹉鹏”故事是贾谊在长沙为太傅三年，有鹏鸟止于坐隅，贾谊本是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作《鹏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汉书·贾谊传》皆载此事。而葛洪《西京杂记》谓“贾谊在长沙。鹏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主人死。”各种记载虽略有出入，但只可看作是这个故事的互为补充。
(二)不同的人与事，产生的典故词的词素却完全相同，表示的意义没有牵连。如“题柱”。有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桥柱立志事，又有汉灵帝题殿柱赞扬田风仪表出众之事。后皆用为典，“题柱”一词，表示立志之意时为司马相如典，表示仪表出众或荣耀之意时为田风典，区别是明显的。
(三)一件事中有几个人物，常并列使用表达一个意义，是对同一个典故中因素的取合，不是合典。如刘晨、阮肇上天台之事，“刘”、“阮”是同一个典故中的因素，因此“刘阮”一词不是合典。
三、合典和合叙的区别
合典和合叙是有相似之处的。合典是取合几件事来表达一个意义，合叙是将“通常需两套或更多语言结构表达的内容综合到一套语言结构中，使表达简练、结构紧凑、内容丰富。”因此，虽然合典和合叙都是取合几件事情去述说较为复杂的事情。但从意义上说，合典取合的几件事情必须相同或有相似点，即取合的几件事要能表达相同的意义。如“刺股悬梁”都有用常人难以承受的方式强迫自己勤学苦读的意义，“扇枕温衾”均有侍奉双亲，极为孝顺之意；而合叙取合的几件事情并不能表达相同的意义。如：“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即种无一罪，身死；蠡无一罪，身亡(逃亡)。两件事情表达的内容显然不同。从形式上看，合典所包含的几件事是浓缩在一个词(多为固定短语)中，如“囊萤映雪”、“八龙三虎”(分析见上文)。而合叙所包含的几件事往往是浓缩在一个句子中。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树达按：《蜀志·费祎传》云：侍中郭攸之费祎。”又卷九《董允传》云：侍中郭攸之费帏，侍郎董允，然则亮传侍中侍郎者，侍中系郭攸之费祎二人，侍郎系董允也。可见“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是两件事缩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一句话中。
四、合典的修辞效果
启功先生说：用典“多是把事物压缩成为‘信号’，……供人联想或检索”“无论剪裁、压缩、简化、命名，任何办法，都是要把那件事物，作为一个小集成电路，放在对方的脑子中去。”这种“压缩成的信号”或“小集成电路”所包括的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信号”或“小集成电路”本身往往又只取典源全部信号的某一个因素，这就造成了典故词语表意的隐含性及尚虚、尚宽的表意特点。而作为典故义的接受者(读者)，就必须弄清这个“信号”或“小集成电路”中所隐藏的全部内容。合典的修辞意义与一般的典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为合典的“信号”(小集成电路)所隐含的内容要比单典至少多一倍，它提供给接受者的信息更加丰富，因此它包含的意象更练达、更丰富，能给人造成更丰蕴的联想，修辞效果更强烈。如上述元好问例，有意识地用“三径”一词概括二人之事，其含义就要比单取某一人的“三径”要丰富，懂得典故的人，就会把蒋诩和陶渊明二人的品德合起来去思考作品的用意。因此，凡有可能被看作合典的，则无论使用者在使用时是否有此意向，既成语言事实，也可以当作合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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