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西方修辞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
作者：汪建峰
场叫“黑死病”(TheBlack Death)的流行疾病的回忆。欧洲人至今谈“黑死病”色变，生活在其阴魇之下。没有什么词能比“Yellow Peril”或是“ChinaThreat”更好地鼓动起西方人对中国起反感戒备之心。再次，“Yellow Peril”与“China Threat”又都是“夸张”，19世纪末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积贫积弱的中国如同一个面对列强枪炮手无寸铁的孱弱老人，能“祸”及于谁呢?试问当今复兴中的中国未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也未向海外派一兵一卒(联合国维和部队除外)，更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她威胁谁了呢?显然，前者是“为了征服与奴役，有必要让中国形象阴暗可鄙；为了消除隐患，有必要让中国形象阴森可怕”(周宁，1999:4)。后者则是意图创造一个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以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为自己的政治军事行为寻找借口。对此种“社会集体想像物”之背后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修辞意图，我们应该要有足够清醒的意识，包括修辞意识。毕竟能象迪金森(Lowes Dickinson)那样始终怀抱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较为公允地对待中国的西方人不在多数，更多的则是象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丁尼生、19世纪散文名家德·昆西以及“那位改变了英国对中国认识态度的”马嘎尔尼一样，与“黄祸论”一唱一和，其笔下的中国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19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及其糟糕。他们用来表达对中国人的看法的词一般都是：‘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普遍的看法也就渗透进德·昆西的心灵深处，构成了他理解亚洲(包括中国)形象的心理定势”(葛桂录，2002:293)。“对中国的这种类似看法，后来也成为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一种避免良心谴责的借口”(葛桂录，2002:298－299)。隐藏在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背后的修辞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了。再看看丹尼尔·迪福在英国文坛的奠基之作——《鲁滨逊漂流记》，迪福明显地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唱反调，在《鲁滨逊漂流记续编》以及第三编《感想录》里对中国可以说是极尽污蔑之能事，“迪福对中国文化是最不喜爱的。……他对中国文明的攻击是肆无忌惮的、无所顾虑的，可以说也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声音”(葛桂录，2002:94)。迪福把中国的军队描写得不堪一击，认为“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ibid.:109)。迪福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带着基督教观念来审视中国的宗教必然导致很多偏见，为鸦片战争前后及近代基督教入侵中国找到了理由，而这个理由大概就是迪福攻击、污蔑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修辞意图之一吧。迪福还是一个大商人，是“商业时代的鼓吹者”(ibid.:113)。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报章家”，享有“现代新闻之父”之美誉，“明白如何去渲染他的文字，怎样用似是而非的言论，知道故意与人相违以博取注意，是个绝妙的政治鼓动家”(ibid.:112－114)。一言以蔽之，他更是个深谙话语生产规则的高明的修辞家。
再以《曼德维尔游记》为例。众所周知，《游记》出自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之手，是面壁之作。约氏被认为是继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但他充其量是个乘上想象的翅膀、身在座椅上的旅行家”(葛桂录，2002:25)。其面壁之作作于元亡明兴之际、在华欧洲人被逐出中国的背景下，它如何能博取读者的笃信与喜爱，成为此后200年间关于东方最重要、最权威的经典之作呢?反观成书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始终被认为是吹嘘大话之作，马氏本人更是被讥讽为“马可百万”。其实，《曼德维尔游记》就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及鄂多立克的《东游记》。曼氏的高明之处，按美国当代著名的修辞学家劳埃·比砌(Lloyd Bitzer)的“修辞情景”理论来分析，就在于曼氏对于修辞三要素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三要素是“急缺”(exigency)：欧洲人对现有描述中国的书籍不满，时代呼唤一部新作的诞生；“受众”(audience)：中世纪晚期人们怀有某种想象欲望，他们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此作为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某种启示；“局限”(constraints)：本人未去过中国；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及《东游记》；非宗教视域等。这样一分析，《曼德维尔游记》风靡于中世纪欧洲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四、结语
西方之中国形象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视域下的修辞构筑。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与国际关系的变迁紧密相连：从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神往与赞美；从伏尔泰那一代欧洲思想家崇拜中国、赞美中国政治清明、思想深刻、宗教宽容、民风淳朴，到19世纪的政客、商人、旅行家们塑造的新的“中国形象”，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异域——一个堕落的黑暗王国。实际上，“19世纪的中国并不比18世纪的中国黑暗，当然，也并不光明。从乾隆朝到道光朝，变化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观照中国的文化视野。异域形象的形成关涉本土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评价”(周宁，1999:2－3)。欧洲之“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的西方形象对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对西方，都是一种引喻或象征”(ibid.)。也就是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或中国之西方形象本质上是修辞的。总而言之，“中国的西方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都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文明的准确、单纯、客观的叙述”(ibid.)。西方对中国这个“大文本”的解读是种修辞行为，在阅读了这一文本的基础上所描绘出的西方之中国形象更是一种修辞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