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西方修辞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
作者：汪建峰
最大限度地表达它所能够表达的意义；不在于表达这个或那个意义，而在于表达更多的意义从而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ibid.)。诠释究其实质是“一场旨在消除由于文化距离而造成的误解的斗争”，是一种“翻译”(ibid.)。伽达默尔和利科在对这两个学科进行比较时提出了(或重新表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总结如下：诠释的对象是不断变化因而需要被不断重新理解的整个人类世界，并非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修辞和诠释实践是“使人类得以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最基本行为形式”(ibid.)，对修辞和诠释艺术的理解、抽象只在有限程度上做得到，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使实践者获得一种和实践“没有多少关联的理论觉悟”；对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诠释者在对原文本施加的种种限制条件下生产出一个新文本的过程，亦即一个修辞过程；诠释的目的不应该是解决理解上的争端，造就或恢复一个“意义一律”的局面，而应该是“允许一个文本最大限度地表达它所能够表达的意义，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ibid.)；诠释的实质是对时间和文化距离的克服，是一种跨历史、跨文化的“翻译”(ibid.)。所以，“异域形象，不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还是中国的西方形象，都不仅是对异域文明的真实的反映。异域形象往往是本土文化根据自身的传统模式进行重组、重写，渗透着本土情感与观众的创造物。因此，异域形象，既有真实，也有虚构；既能反映异域文明，又能表现本土文化精神。中世纪晚期的契丹形象，启蒙运动时代的孔夫子的中国，从夷人夷务到洋人洋务，中西文明对对方的认识和评价无不折射出自己的影子”(周宁，1999:1)。
麦克尔·海德(Michael J.Hyde)和克拉格·史密斯(Craig R.Smith)在探讨修辞与诠释的关系时指出：出现在诠释过程之中的理解结构有三个根本的互相依赖的模式，这三个模式构成了所有人类理解行为发生于其中的本体域(the ontologicalrealm)。海德格尔称这个本体域为人类之“诠释场”(hermeneutic situation)：1、前文化因素(fore-hav-ing)，指的是一种文化在其成员履行任何一个特殊的诠释行为之前赋予其每个文化成员的语言可能性领域。因此，任何一个诠释行为从来就不是一种对某个经验的毫无预设的诠释；一个诠释行为总会受到理解的制约，而这种理解是由某种诠释行为发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主体领域构成的。2、前见或预见(fore-sight)：它是“已有的文化因素”的抽象化，当文化成员有了文化因素之后，这种“前见”就产生了；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形成了指导某一诠释行为的特殊的观点。为此，这种观点也是在任何一个诠释行为之前就有了的；恰恰就是这些特殊的观点把人带到了“诠释的场面”，并且允许一个人去理解所见到的。3、前概念(fore-conception)：指的是在一个诠释行为之前，一个人构成自己的“前见”的语言可能性之方式。海德和史密斯认为，一切诠释行为都是在这个“前结构”(即前文化因素、前见与前概念)之内进行的(Bu&e，1998:68－69)。西方作家要创造中国形象也概莫能外，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都难免是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这种文化产物总会受到诸如文化视域、国家实力、时空距离、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个人判断、国际关系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后通过修辞手段予以构筑。如《曼德维尔游记》中对契丹大汗和祭祀王约翰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基督传奇的影子。
三、“中国不是中国”：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修辞构筑
我们已经指出，西方作家要创造中国形象，无外乎两种途径：亲身感受中国或阅读有关中国的文本。法国当代学者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通过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在谈到诠释与修辞的关系时，我们已经指出诠释一个文本的过程本身就是生产一个新的文本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个修辞行为。孟华在其《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说：“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是社会中之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读解异国。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地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篱，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2001:7)。“正因为文本所包含和传播的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就不能使阅读简单化，就一定要从文本中走出来，要注重对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研究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2001:7)。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研究正如法国当代学者巴柔所说的那样，“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研究层面、不属于文学内部研究，而属于文学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符号学的研究范畴”。这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形成正是修辞干预的结果。修辞在西方社会所起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它促成了西方自我意识的形成：“它是西方或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凝聚在一个统一的自我观念周围，形成独特而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的使能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之一”(刘亚猛，2004:4)。当代著名学者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国家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基于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ll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的观点，为我们“窥探”到修辞的这一深层作用提供了一个窗口。安德森认为“想像”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这种只存在于想像之中、与其他成员融为一体的同胞感(comradeship)，正是现代国家赖以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及运行的基础。这种想像当然不是指足不出户，“而是指人们在包括大规模流通的印刷品、新闻、历史叙事、地图、博物馆陈列乃至日常话语交流等象征手段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诱导下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和信念，因而可以被理解成特殊的宏观修辞效用”(刘亚猛，2004:4－6)。安德森在这里讨论的虽然是“想像”作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属性问题，但修辞最基本的作用方式——构筑认同与区别即合与分——在这里可见一斑。修辞在构筑一个特殊的象征组合，区分“咱们”和“他们”、“自我”和“异己”，并将“非我族类”排除于“咱们”的范围之外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弥漫西方世界的“黄祸论”(“Yellow Peril”)以及当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都是在修辞干预作用下的最为典型的“社会集体想像物”。首先，“黄祸”与“中国威胁”都是暗喻，把当时或现在的“中国”比喻成一种“疾病”或对别国的“威胁”。其次，它们又都是“类比”，因为无论是“Yellow Peril”或是“China Threat”都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发生于14世纪中叶、肆虐全欧洲、夺去四分之一欧洲人口生命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