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 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

  总而言之,“六艺”也不过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因此颇欣赏郑樵的《通志》,而不喜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说,郑樵能自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缺乏“独断”。

  他欣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喜欢《晋书》、《隋书》,及其后一切“成于众手”的所谓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章学诚看来,是颇合于《春秋》的遗意的。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视如附庸,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