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 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 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