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三.桑哥


  桑哥是畏吾儿人,信过佛教,拜西藏人胆巴为师,可能也当过和尚。桑哥两字也很像是“僧伽”一词的讹写。此人很有点小聪明,会说好几国的话,不知怎样见到了忽必烈,和忽必烈谈弄钱,获得了忽必烈的宠信,先叫他作管理佛教事务与西藏的总制院使,其后渐渐把他看成了非正式的高等顾问兼人事处处长。“朝廷有所建置或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

  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很像是完全忘记了阿合马的一段历史,又设立起尚书省来。桑哥,正如当年的阿合马,作了尚书省的平章政事。所不同的,阿合马之时尚书省只设一个平章政事,现在此省却有两个平章政事。桑哥以外,另一位是原任中书省左丞的帖木儿。在桑哥与帖木儿之间,事实上只是桑哥一人有权,帖木儿无非“伴食”而已。

  桑哥作尚书省平章政事,不到十天便说动了忽必烈将中央的中书省六部改为尚书省六部,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又从此等于是一个闲衙门,直至桑哥在四年半以后,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明正典刑之时。

  桑哥的第一大政,是发行新的纸币,称为“至元宝钞”,以代替贬值已甚的“中统宝钞”,规定每中统宝钞五贯,等于至元宝钞一贯。纳税的人必须用至元宝钞缴纳。除了纳税以外,中统宝钞仍许流通。

  这一种办法,可谓饮鸩止渴,徒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总额,而无补于挽回币信。然而,忽必烈欣赏得很,对桑哥的宠任又进一步,授权给他,“检核中书省事"。他藉中书省的历年账目,亏欠好钞四千七百七十锭(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两),与昏钞(破烂旧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两),便在中书省大发威风,责问参知政事杨居宽,何以有亏欠!杨说,“我管的是铨选,钱谷不是我管。”他听了,便叫人打杨的嘴巴,边打边骂,骂得毫无道理:“你管铨选,难道铨选得毫无黜陟失当的地方吗?"退一步说,即使杨居宽有黜陟失当的地方,也得找出证据才能加以处罚。打嘴巴更不是制度上的处罚方法。

  他不仅打杨居宽的嘴巴,而且报告忽必烈,要杨居宽的命。忽必烈叫安童与桑哥再会同审讯杨居宽一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中书省有亏欠或黜陟失当的事,首先应该负责的该是总管中书省的安童,怎能叫安童来当审判官,会同桑哥去审一位不相干的可怜虫——参知政事杨居宽!最妙的是,忽必烈向安童说:“此辈(杨居宽之流)狡狯,毋使他日得以胁问诬服为辞。”既然以为扬居宽之流是狡狯的,那末,起先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呢?

  和杨居宽命运相同的,是另一参知政事郭佑。郭佑从御史中丞调升到这个职务,无非是由于曾经在审讯卢世荣之时有功。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卢世荣本是桑哥所推荐的人。桑哥上了台,果然就要替卢世荣报仇。桑哥在问了杨居宽以后,当天或是过了几天,便问郭佑,“中书省亏欠如此之多,你怎么早不向上面说?"郭佑回答:“我有病。”桑哥于是又叫人打郭佑,也是边打边骂:“好一个参政,你自己没有力量纠正省内的腐败情形,为什么不向上面的蒙古人大臣说?”这所谓蒙古人大臣,是指的安童。桑哥这样骂,暗暗地也是在向安童表示好感,替他向忽必烈掩饰,说亏欠的事他不知道,因为下面的人不向他报告。

  结果,忽必烈吩咐把杨居宽与郭佑同时处死(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有两位小官,于闲谈之中表示不平,说将来尚书省也会有一天被中书省检核,“天下就只有你桑哥一个人不会死吗?”这闲谈的情报,被桑哥收到。于是两位小官也送了命。这两位,一是御史台的小职员王良弼,一是曾任江宁县尹的吴德。

  十天以后,十一月初一,桑哥官星高照,又升了两级,当起“右丞相"来。忽必烈为他破例,在尚书省也设一个右丞相,以便他与安童在官阶上完全相等。

  桑哥在财经方面作了些什么事?三种元史的桑哥列传,都说得极其含糊。除了发行至元宝钞一件事以外,三种元史仅仅提到他查账查得很仔细,并且设了一个“征理司¨来主持其事,派遣了十二位大员到六个行省去“理算”“钱粮耗失之数"。这六个行省是:(1)江淮,(2)江西,(3)福建,(4)四川,(5)甘肃,(6)安西。所派的十二位大员,以尚书省参知政事忻都与户部尚书王巨济为首。王巨济本是中书省的“参议",曾经反对过发行至元宝钞,几乎惹祸,却能随风转舵,一变为桑哥的红人,作了户部尚书。

  《元史·食货志》载有迄于至元二十四年每年中统宝钞发行的数字,与至元二十四年以后每年至元宝钞发行的数字。中统元年的中统宝钞,只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亦即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二百贯。其后每年增加,在至元二十三年达到了最高峰: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亦即两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六千贯。桑哥在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在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万零一千零一十七锭。每锭至元宝钞等于五锭中统宝钞,这是在事实上发行了五百万零五千零八十五锭,亦即五亿零五十万八千五百贯,虽则这庞大的数目包括用以兑换中统宝钞的部份。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迄于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三年之间桑哥又发行了至元宝锭,共有二百二十万一千九百五十五锭,亦即两亿二千零十九万五千五百贯,等于中统宝钞十一亿以上。 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被捕,下台,于五个月以后被斩。在至元二十八年这一年,由于三月以后便不是他主政,至元宝钞只发行了五十万锭。

  桑哥的另一“劣迹",是增加商税。他把“腹里”的酒醋税增加五万锭,江南的酒醋税增加十万锭。全国的盐税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贯提到一锭(一百贯);茶税每引(短引九十斤,长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贯提高到十贯。

  然而,桑哥也并非全无是处。“海运"的政策他很支持。在他主政以前,每年用海运的方法所运的漕粮,以至元二十三年为最多;以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上船,有四十三万三千九百零五石运到。到了他主政以后,每年的数字是:

  至元二十四年 共运 三○○、○○○石 运到 二九七、五四六石

  二十五年 四○○、○○○石 三九七、六五五石

  二十六年 九三五、○○○石 九一九、九四三石

  二十七年 一、五九五、○○○石 一、五一三、八五六石

  他设立了一个“行泉府司”,专管海运之事,也增加了两个万户的漕丁,连原有的共为四个万户。海运之所以有如此的成绩,他不是没有关系。

  桑哥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有两件事:(1)他不许商人把铜钱运出口,很有点像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2)他不许广州的“官民”把米运去占城等诸番邦。这可说是一种粮食政策,为了防免广州本地的米价上涨。

  把桑哥打下台的是三个蒙古人: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他们三人藉着在柳林陪忽必烈打猎的机会,联合告桑哥一状,说桑哥怎样怎样不好,有也里审班的哥哥,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可以作证。忽必烈于是派人把不忽木找来,不忽木说,由于桑哥苛敛,百姓很多失业,因失业而成为盗贼的极多,倘若不赶快把桑哥除掉,蒙古人的江山将成问题。

  忽必烈又问别的人。别的人由于见到已经有了也里审班等敢攻讦桑哥,而并未遭祸,于是也异口同声说桑哥不好,说桑哥是“盗贼蜂起”的原因,“盗贼”在当时确也不少。在广东与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之间,有钟明亮与董贤所领的两批,“往来劫掠”。在浙江台州,有杨镇龙所领的一批,势力更大。杨镇龙自称大兴国皇帝,年号安定,以厉某为右丞相,楼某为左丞相,军队的数目,在十二万人左右。他攻过东阳、义乌、余姚、嵊县、新昌、天台、永康。

  忽必烈恍然大悟。他觉得自己吃不消有桑哥这么一个制造盗贼的专家。况且,在北面,又有乃颜;在西北,又有海都!

  他很快地便下旨捕桑哥(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个月以后,他索性把尚书省又废一次。从此,中央的行政权的行使,仍以中书省为机构。

  桑哥在尚书省的几名羽党,一概免职。尚书省的官吏,仅有右丞何荣祖,参知政事贺胜、高翥,被转到中书省担任同级职务。这三个人,都是在二月间,桑哥被捕以后,才从各方面调进尚书省去办事的。

  连带下台的,是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此人在早年颇有一番作为,却于作了九年俘虏以后,再度出任原官之时,毫无对恶人奋斗的勇气。所以,忽必烈对他也腻了,便在取消尚书省之时,把他这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也免了职。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