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二.卢世荣


　　忽必烈戮了阿合马之尸，惩办了阿合马的家属和党羽以后，并未彻底觉悟，仍旧喜欢有本事帮他弄钱的人，先后重用卢世荣与桑哥，不惜如当年重用阿合马的前例，更动或更改中央的行政机构。

　　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叫卢世荣与中书省的右丞相和礼霍孙，平章政事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在他本人面前辩论财政政策。卢世荣主张提高税额，被和麦张温四人反对。忽必烈把和麦张温四人同时免职，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并且依照卢世荣的推荐、任命史枢为左丞，廉希恕(不鲁迷失海牙)与撒的迷失为参知政事、阿合马时代的户部尚书拜降为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当权的时间很短。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狱。在他披任命为右丞之时，安童于同一天也被任命为右丞相。安童是正经人，不与他同流合污，是他倒楣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朝野对阿合马的记忆犹新，而卢世荣搜括得比阿合马更多，更急，虽则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忽必烈。孟子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也，天下之恶皆归之。”

　　卢世荣未尝没有作了若干件的好事，例如：金银买卖的解禁，“竹监”的取消(不再以怀州孟州一带的竹货为政府的专利品)；驿使饮食改由政府供给；立“常平盐局”以调节盐价；制造“至元"铜钱与至元绫券，与纸钞同时流通，使得纸钞贬值的速度得以减低；用铁器的专卖制度，筹出买粟的钱，买足够的粟储入各地的常平仓，使得常平仓不致于像以前一样的空空如也，有名无实；在各路成立“平准周亟(急)库¨，以纸钞低息贷给贫民；在各郡(州府)成立“市易司”，抽取商货税，按四十取一(千分之二十五)，以此项税收的十分之六来增发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十分之四抵充“市易司”的经费；由政府出钱，代江淮失业的人，买回他们所卖去的妻子儿女；命令江南的田主，向他们的佃户减收田租一成；增加中央与地方所有的官吏的薪俸二成；规定官吏考绩与升迁的条例。这些“德政"，都是从反对他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相当可靠。不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施行这些德政的目的，只是为了“释怨要誉"。

　　卢世荣的罪状，远不如阿合马的严重。他的罪，大都是属于擅权一类，属于贪污自肥的部分简直没有。他未向右丞相安童报告，支了库钞二十万锭。这二十万锭，虽控告他的人也不曾指为贪污，可见是用在明处，只是手续不合而已。另一项罪状，是为了成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等等牙行，以便抽取商货税，而动用了“县官”(皇帝，政府)的钞八十六万余锭，未能归垫。(这些牙行成立未久，当然一时归垫不出。)他的更大罪名，据安童指控，是曾经向忽必烈夸下海口：毋须增加人民的负担，只须“裁抑权势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税收二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功”；然而，安童说，“今已四个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于所入。"这“所出浮于所入”六个字，最触动忽必烈的忌讳。于是，卢世荣便在“面质”以后被捕下狱。“面质”，是在忽必烈的面前，对控告他的人监察御史陈天祥辩论，有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在场。

　　卢世荣的其他若干罪状，皆不严重。他引用了若干阿合马的党人。然而他事前曾经向忽必烈请示过，说阿合马的门下“不乏通才，废弃可惜。臣欲择任一二，然惧言者谓臣滥用罪人。”忽必烈回答说：“可用则用之，何惧之有?”他叫驿站把公文分别缓急、用红青白三种颜色的袋子装。这件事，李璮曾经做过。控告卢世荣的人，说他模仿叛臣的行为。还有一件罪状是：未经与枢密院商议，便调动了三个行省的兵，共有一万二千人之多，驻在济州(济宁)。这件事非常奇怪。三个行省如何能随便奉了卢世荣的命令就调兵呢?倘若卢世荣真想造反，仅仅集中一万二千兵在济州，有什么用?大概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

　　卢世荣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政策，为功为罪，要依评判人的立场为转移。他设立“市舶都转运司”于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驾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收其利三。禁私泛海者，拘其牲畜实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之半给告者。"主张国营对外贸易的人，会认为卢世荣的包办不够彻底，应该由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派职员入海，而不募商人入海；同时，陆地边界上的对外贸易，也应该由政府来包办。然而，无论如何，卢世荣可算是国营对外贸易政策的先驱。反过来说，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卢世荣如此做法，是与民争利，而且所谓国营，实际上是政府营，也就是官吏营。官吏营，不如人民自己营的好。由人民自己营，而抽取人民的税，站在政府的立场说，是既可以免去由政府花本钱去投资，又可以免去管理上的浪费。卢世荣的办法，严格说来，并非国营，而是以政府为船主，以人民为船客。船客要付出百分之七十的经商赢利，这真是千古未有的昂贵船票。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起用卢世荣之时，不惜为了卢世荣而于一天之内免掉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到了次年四月，经监察御史陈天祥一告，于廷辩以后却又立刻把卢世荣逮捕下狱。

　　关了卢世荣七个月以后，他忽然想起，问近侍忽刺出：“你对于卢世荣有什么意见?”忽刺出说：“中书省新来的汉人说，卢世荣的罪已经确定，还关在牢里，天天用囚粮养他，太浪费了。”忽必烈听了，吩咐把卢世荣杀死，刲割其肉以饲禽獭。

　　中书省的新来的汉人，仅有郭佑一人。郭佑原为御史中丞，在卢世荣被捕以后一个月，五月，受任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御史中丞是从三品，参知政事是从二品。郭佑在审讯卢世荣之时很卖力，因此就升了官。

　　其实，不升官还要好些。中书省是是非之地。郭佑当参知政事当了两年又五个月，便不仅丢官，而且送命。害他的，是阿合马与卢世荣的继承者，忽必烈的另一言利之臣：桑哥。

　　忽必烈为了这桑哥，正如当年为了阿合马一样，不惜更改中央的行政制度，再度增设尚书省，使得中书省变成了冷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