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桓玄、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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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战后不久,东晋上下内外协和的局面不幸消失了。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在宰相谢安命将出师的时候,又命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录尚书事什么都管,加“六条”,意为只管六条范围以内之事,内容从略)。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兄弟,而且是一母所出,所谓“亲贤莫二”。这个任命是否有牵制谢氏的用意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就以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后来被改封为会稽王,下文就称他为会稽王道子,或单称其名。
道子信任王国宝(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谢安发觉他品质恶劣,不加任用)。朝政浊乱,徭役繁重,据范宁(参见第二十九篇)说,当时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的情况。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张贵人因恐色衰被废,用被蒙住孝武帝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推说“因魇暴崩”。司马道子昏庸糊徐,竟没有追究。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是晋朝第二个白痴皇帝,连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朝政自然更不必说。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更加肆无忌惮,道子甚至把东宫的兵都让国宝率领。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镇守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派使者到江陵,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商议起兵讨伐王国宝。这时桓温的儿子桓玄正在荆州。玄字敬道,很有才气。太元末年,曾被任为义兴太守。他郁郁不得志,登高望震泽(太湖),叹道:“父为九州伯(九州指天下;伯,霸主),儿为五湖长!”即弃官而归。他在荆州闲居,很为殷仲堪所尊重。他劝仲堪与王恭同盟起兵,说这是齐桓、晋文的举动。
司马道子儒弱无能,听得东西两面要同盟起兵,便把一切问题推在王国宝身上,责令他自杀,派人去向王恭谢罪,于是风波暂时平息。
道子的儿子元显,年才十六岁(道子本人也不过三十三岁),他却不肯罢休,说必须防备王、殷异动。道子就任命这个大男孩做将军,让他统率一部分军队。道子又结谯王司马尚之及尚之的兄弟休之做心腹,一同筹划对付王、殷的策略。
隆安二年(398年),王、殷果然再次起兵。道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把事情都交给元显,自己一味饮酒,逃避到醉乡中去。元显很有点勇气,但不过是个没有实际经验的纨绔子弟而已。王恭军的内部矛盾却帮他解脱了这次危机。
王恭用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不赞成起兵,又受元显使者的游说,把王恭抓起来,送到建康处死。其时,殷仲堪用杨佺期为前锋,桓玄领第二拨队伍,自己随后,已经进逼建康。会稽王道子用桓脩(桓冲子)的计策,宣布用桓脩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杨大喜,要接受朝命。殷仲堪大怒,命将士退兵。桓、杨掌握不住所领队伍,只得仍与仲堪合作。朝廷无可奈何,把荆州还给殷仲堪。从此桓玄屯兵夏口,与殷、杨貌合神离。道子父子又渡过了第二次危机。
这年,东部还发生了天师道首领孙泰起事的事件。孙泰是钱塘(今杭州)人杜子恭的徒弟,做过新安太守,信奉他的人极多。他以讨王恭为名起兵。会稽王道子使元显把他诱杀。信徒们都认为他是尸解成仙。孙泰的侄儿孙恩逃到海岛上,纠合死党,准备报仇。
隆安三年(399年),荆州桓玄与浙东孙恩都强大起来,已不是司马道子、元显父子所能制服的了。以后,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刘裕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消灭了这两股势力,东晋的实权也完全落到刘裕的手里。
晋朝弄到如此地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不能辞其咎。司马道子有病,而且每天都喝得大醉。元显便让朝廷解除他的司徒、扬州刺史官职,由他自己做扬州刺史。道子酒醒知道后,大光其火,但已毫无补救的办法。
这个十八岁的权奸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心腹,满朝文武都怕他们两人。当时东部各郡有许多原来的官奴,他们被免除奴隶的身份后,做了官吏士人的客户(佃客之类)。元显把他们征发到京师当兵,叫做“乐属”。被征当兵的自然不“乐”,那些失掉客户的官吏士人也都抱怨。这年十月,孙恩乘此机会,从海上起兵登陆,杀死上虞县的县令,进攻会稽郡的郡治。
会稽内史王凝之也信奉天师道。他得到孙恩起兵的消息后,不出兵,不布防,天天在府里的道室中拜神念咒。属员请他发兵,他说:“我已借到几万鬼兵,扼守各处要隘,不怕贼兵来犯。”等到孙恩兵近,鬼兵影踪不见,他才准许部下出兵,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孙恩打破郡治,杀死王凝之。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谢安兄谢奕的女儿)是著名的才女,她拔刀出门,杀了几个人,才被擒获,孙恩倒没有杀她。吴郡、临海(今属浙江)、义兴(今江苏宜兴)的地方长官都闻风逃走。会稽、吴郡、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临海、永嘉(今温州)、东阳(今属浙江)、新安(今浙江淳安)八郡的党徒,一时起兵响应,十来天中,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朝廷直接统辖的地区几乎全部失陷,建康城内也有潜伏的党羽,形势紧张极了。
晋谢琰、刘牢之统兵镇压孙恩。孙恩所部都是乌合之众,哪里敌得过久经训练的官军。谢琰很快收复了义兴、吴兴,留屯乌程(今浙江湖州),使刘牢之继续进军,渡浙江(钱塘江),收复浙东各郡。
孙恩只靠天师道煽动群众,其实并无作为。他起初听到八郡响应,洋洋得意,对部下说:“天下大局已定,我辈不久就可以到建康去了。”后来知道刘牢之军到达江边,才有点失望,但仍自欺欺人地说:“我占有浙东,还可以做个勾践!”又过了几天,知道刘牢之军已经渡江,便老着面皮说:“孤不以逃走为耻辱!”下令叫男女信徒二十多万人跟着逃走,并沿途抛弃财物子女。官军急于掳掠,追得慢了,孙恩才得以脱身,逃上海岛。
孙恩起得快,败得也快,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刘牢之纵兵劫掠,士民大失所望。各处城里的居民几乎逃光,过了个把月,才慢慢地有人回来。官军的暴行正是为孙恩的再起布下的种子。
这场为时短暂的战役使一个人崭露头角,他便是后来成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宋书·本纪》说他是汉朝帝室后裔,这种事谁搞得清楚,无非是以认个阔祖宗为荣而已。“寻根”是好的,但是以不耻贫贱为善。刘裕出身贫苦,种过田,捕过鱼,赌输了拿不出钱,被大族刁氏绑在系马的桩子上,是个出自草莽的英雄。当时他在刘牢之部下只做个参军,有一次奉命率几十个人打探敌情,遭遇敌军几千人,他率部迎击,手下全部阵亡,他也从高处跌下。敌兵想下去杀他,他执长刀向上砍杀了好集个人,奋身上去,大喊杀贼,杀得敌兵都不敢上前。刘敬宣见刘裕出去的时间太长,恐怕有失,领兵往寻,见他独当几千敌兵,无不钦佩,于是进兵杀败了这支敌兵。刘裕从此成为名震一时的勇将。
在东部各郡扰攘之秋,西部也不太平。殷、杨和桓玄三个人,各有特点。殷仲堪多疑,缺乏决断能力,不是干大事业的材料。杨佺期的远祖是汉朝望族,因渡江较晚,被名门大族看得低人一等,而佺期本人也确有粗犷的缺点。桓玄与父亲比较,显有逊色,但才力在殷、杨之上。殷仲堪联杨制桓,但又不能完全信任佺期,这样的联合自然必败无疑。朝廷要分化这三人,即因桓玄要求增加所统范围,加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四郡指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杨佺期想先动手,袭击桓玄,殷仲堪不肯,苦苦劝阻。杨佺期无可奈何,只得歇手。
殷仲堪不肯动手,桓玄却反要先下毒手了。这年荆州大水,殷仲堪尽力救灾,把仓库存粮都用光了。桓玄乘此机会,以杨佺期不救洛阳为借日,发兵西上,进攻江陵。殷仲堪召杨佺期来救,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难以拒敌,要他到襄阳去。殷仲堪心慌,就骗杨佺期说已经收集了大批粮食。杨佺期信以为真,领兵到江陵,才知道上了当。桓玄兵到,打败杨部,杀死杨佺期。殷仲堪想逃往北方,也被追兵擒获杀死。
荆、襄都到了桓玄手里。隆安四年(400年),朝廷不得不依照他本人的意愿,任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自说自话,使兄桓伟做雍州(襄阳)刺史,侄子桓振做淮南太守。这样一来,西起蜀中,东到历阳(今安徽和县)、芜湖,都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桓玄是个野心家,事实上已显而易见。朝廷(实即司马元显)要分化三人,欲扬桓抑殷,可谓愚蠢之至。
司马氏的国运已经危如累卵了,然而司马元显和他的一伙却自我感觉好得很。元显也当上了录尚书事,和父亲道子各有一座府第。人们叫道子为东录,叫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前冷冷清清,西录门前一天到晚停满了车马。元显的亲信不是自命为豪杰,就是自诩为风流名士(风流指风度)。元显骄傲自大,公卿百官见了他都拜。政府财政困难,元显的家财却日增月长。这种情形,显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
孙恩一直在海岛上窥伺时机。晋谢琰镇守会稽,他自负十几年前大破符坚大军的战功,不把“孙恩小贼”放在心上,戒备松懈。隆安四年五月,孙恩再次登陆,攻陷余姚、上虞,进迫会稽。谢琰亲自领兵出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孙恩越闹越厉害,晋朝只有再令北府兵出征一法。十一月,刘牢之领兵东征,孙恩又撤到了海岛上去。
隆安五年(401年),孙恩改变进兵方向,北上攻海盐(今属浙江),但为刘裕所败。孙恩沿杭州湾北岸进军,击退刘裕的追兵(刘裕带的是一支不满一千人的小部队);五月,攻陷沪渎垒(在今上海市青浦东北旧青浦西),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沿长江西进到丹徒(今镇江),所部有海船一千余艘,战士十多万人。建康为之震动。
元显害怕了。桓玄听到孙恩进逼京师,立即集结军队,上疏请讨孙恩。元显对孙恩、桓玄都怕,无论哪一个来,自己都必死无疑:幸而刘裕带的小部队日夜赶路,和孙恩同时到达丹徒。孙恩并不注意这支小部队,他率领一部分人众,登上了江边的蒜山(今存孤峰,其余部分己淹没)。城中的守军不敢出战,穷苦的百姓并不害怕,有些挑着担子走路的人索性立定了看陌生的队伍。刘裕却不顾疲劳,指挥所部,冲杀上去。孙恩的将士仓猝遇敌,惊慌失措,乱逃乱奔,跳山落水的为数很多,他本人也狼狈不堪地逃回船上。然而,他毕竟人多,整顿了一下队伍,便继续向建康推进。幸而援军渐次集中,刘牢之也赶到京口以西江中的新洲,于是孙恩不敢再进,退出长江,由海道北上到郁洲(在今江苏灌云东北)。朝廷嘉奖刘裕的功劳,任命他做下邳太守,追击孙恩。孙恩连战失利,扬帆南撤。十一月,刘裕又在沪渎、海盐大破孙恩军。孙恩浮海远逃,势力远不如前了。
孙恩从建康附近撤退后,桓玄宣布解严。元显方才惊魂稍定。然而,不久之后,桓玄对朝政的责难又使道子、元显紧张起来,于是张法顺献计,用刘牢之为前锋,元显自率大军随后,讨伐桓玄。这条计如能实施,也未必能够成功。更糟的是:张法顺面见刘牢之商量此事,刘牢之以为难办。张法顺还见元显,说刘牢之不可靠,不如先把他杀掉。元显不听,后来果然出了乱子。
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正月,下诏宣布讨伐桓玄,元显自任元帅,仍用刘牢之做前锋都督。桓玄得到在建康之族人的密报,吃了一惊,想采取守势,坚守江陵。长史卞范之说:“‘元显口尚乳臭(这年元显虚岁二十一),只要兵临近畿,马上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桓玄才发布檄文,宜布元显的罪状,发兵东下。元显见了檄文,胆战心惊,二月,下了船却不叫开船。在另外一头,桓玄出发后,老是怕不能得胜,预作返回江陵的打算,船过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还没有发现官军踪迹,胆子才壮起来。如此看来,两军的统帅都怀着一肚子鬼胎,元显当然是无能之辈,但桓玄也不是真豪杰,还够不上奸雄的资格。
这是一次儿戏式的战争。桓玄军一鼓攻克历阳(今安徽和县),如此而已。刘牢之到了建康西南长江中的溧洲,便按兵不动。他听了桓玄所派说客的话,决心倒戈。他的儿子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都劝他不要走这条路,他固执不听,理由是“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骠骑指元显,他的官是骠骑大将军。刘牢之素来讨厌元显,他实在想先和桓玄合作,除掉道子、元显父子,然后再找机会推翻桓玄,取而代之。他以当代名将的资格,自以为有条件做到这一涉,而不知一反冉反,终于众叛亲离,陷入灭亡的境地。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兵到建康,只喊一声“放仗(放下武器)!”元显率领的军队便溃散了。元显走马进东府,跟随他的只有张法顺一人一骑。元显问父亲怎么办,道子只对着他哭。捉他的人紧跟着来了,元显成了阶下之囚。
桓玄进了建康,自任(当然号称有诏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他废黜会稽王道子(不久被毒死,年仪三十九岁),杀司马元显、张法顺等。他任刘牢之做会稽内史,牢之见一上来就被剥夺兵权,要想造反,部下都不愿意。刘裕认为“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反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参军刘袭说得最干脆,“将军往年反王充州(兖州刺史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将佐僚属也多半离他而去。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刘敬宣与宗室司马休之等逃投后秦。
刘牢之既死,桓玄除掉了一块心病。同年,孙恩在临海被当地军队打败,跳海而死。余部只剩几千人,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桓玄想安抚这股力量,便任命卢循做永嘉太守。卢家本是北方大族,卢循本人也很有学问,做个太守完全能够胜任。然而他并不想做这个官,不久又攻打邻近州县。桓玄派刘裕前去镇压,卢循立足不住,便和部将徐道覆航海南走到岭南去了。他们以后还要和刘裕一决雌雄,事见下篇,这里不提了。
桓玄一步步地向皇帝的宝座迈进。元兴二年(403年)正月,任大将军。这自汉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做这官的必定专擅朝政,九月,即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十月,逼晋安帝写禅位诏,禅位于楚。十二月,桓玄在姑孰即位做皇帝,国号楚。
刘裕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当初桓玄新得天下,人们希望他改变会稽王父子的弊政,使天下稍得安宁。但是他奢华放纵,大兴土木,改造宫室,逼得很紧;人家有好的书画、园林,也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他于政事没有什么兴革,却只抓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奏事的文书上写错了个别字之类,以表示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积压大量奏案,不去处理。他又想废钱用谷,恢复肉刑,加以想法多变,朝令夕更,把政事搞得一团槽。天也不帮忙,元兴元年,江南浙东大灾饥荒,富人穿着绸衣,怀藏金玉而饿死的大有人在,穷人是更不消说。这虽不能由桓玄负责,但自桓玄来后就出现这样的重灾,人们是不会不怪到桓玄头上去的。
元兴三年(404年)正月,益州刺史毛璩首先宣布讨桓,发兵东下:二月,刘裕和刘毅、何无忌等又在京口起兵。这三个人,照桓玄的认识,“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里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敢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他们都是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一百多人。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一百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脩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刘裕得了京口,军中急需一个处理事务的主簿,刘毅推荐刘道民,说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道民是刘穆之的小字,他字道和,莒县(今属山东)人,博览群书,有文才,做过官,也有吏才,这时正闲居京口。刘裕也知道这个人,立刻派人去请。他听见城里喧闹,出来探望,正与使者相遇。他一上任,一切事务很快都有条有理。
京口对岸的广陵,有桓弘驻防。他的主簿孟昶、参军刘道规(刘裕弟)都参与反桓密谋。举事之前,刘毅到了广陵,决定与京口同一天发动。孟昶劝桓弘打猎,天还没有亮,开城门放猎人出城。孟昶和刘毅、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进府,桓弘还在吃粥,就被杀了。他们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会合。
刘裕尽管取了两座名城,军队却不过一千七百人。二十九日,他发布檄文,宣布讨伐桓玄。桓玄得报大惊,命吴甫之、皇甫敷率军拒敌。三月,刘裕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遇吴甫之军,一战大胜,斩吴甫之。进至江乘以南的罗落桥,遇皇甫敷军,发生激战。刘裕军初战不利,他自己也被敌兵重重包围,靠着大树苦战,幸而援军赶到,射倒皇甫敷,才反败为胜。
桓玄得了二将死讯,更加害怕,命桓谦等率众二万在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侧)待敌,他自己命人备好船只,预作逃走打算。
三月初二,刘裕军饱餐既毕,抛弃余粮,推进到覆舟山东。刘裕命弱兵登山,多张旗帜。桓谦得探子报告,只知道山谷中全是刘裕军,不知道有多少,胆先怯了。刘裕、刘毅等分作几队,直前冲击。刘裕身先十卒,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又趁东北风急,放火焚烧,烟焰漫天。桓谦带的兵,大部分是北府旧兵,对刘裕又怕又服,都不愿意为桓家出力,很快就溃散了。
桓玄得了败报,出城上船,浮江而去,到了寻阳,又带上囚徒晋安帝,于四月中回到江陵。他自称算无遗策,只因诸军违背了他的节度,才陷于失败。凡此种种,再次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
桓玄仍想反扑。五月,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境江中)之战,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一举把他的水军击败。桓玄常在座船旁备有小船,预备战况不利时先逃,因此士气甚是不振。他回到江陵,见人心已乱,谁也不听他的号令,就带了少数随从出逃,在江陵以南的枚回洲,被益州兵杀死:
刘毅、何无忌等行动迟缓,又不知道桓玄已死,桓振因此得以据守江陵,与东军相持。但这只是垂死挣扎而已。义熙元年(405年)正月,刘毅等进入江陵,迎安帝回建康:桓振还在苦战,甚至一度再进江陵,不久终于战死。
桓氏灭亡了。晋朝也变成刘裕的天下。
附带交待一件事。蜀兵不愿东征。毛璩于下令东进攻桓振时被变兵杀害。参军谯纵称成都王,蜀中又出现了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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