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李肇星外长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答记者问
作者：佚名
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有一个诗人叫杜甫，他说过这样的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世界许多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到今天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要争取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和谐的世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要做长期努力。
谈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首先就要保护环境。美国一个著名女环保学者，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实际上贫困是最严重的一个环境污染源。我记住了这位女学者的话，是因为当年我像在座一些记者那么年轻的时候，有幸在非洲肯尼亚，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参与了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环境保护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在那个光荣的时刻，这位女学者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她写的一本书中文就叫《只有一个地球》。中国与阿拉伯人民有传统的友谊。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恢复合法权利。中阿互利合作发展也很快，去年中国同22个阿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已达655亿美元。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国家在能源领域进行着互利合作。去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量约占这个地区原油贸易量的6％。
关于中东问题，我认为巴以双方应从本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地区稳定、和平的大局出发，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早日实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
关于伊拉克问题，据今天早上的外电消息：到昨天为止，在伊拉克死去的美国士兵已经达到3100多名。这都是生命啊，都是年轻的生命！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早日看到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地区走向和平。我们欢迎伊拉克政府在稳定安全局势、推进民族和解、开展重建上所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期待联合国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愿意继续为伊拉克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印度教徒报记者：外长先生，最近你刚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进一步表明，最近几年中印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在两国关系中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但对我们都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边界问题。中国认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最大障碍是什么？多久才能排除？最近也有人在讨论中国和印度联手建立一个大型经济集团或者是经济区的问题，你认为在两国之间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之前，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李肇星：我特别高兴有机会与你和其他各位记者分享我这次访问印度的幸福感。我到了每一个中国小孩都向往的地方，就是唐僧到过的地方——印度的纳烂陀。我在那儿过了一天一夜，心情无比愉快，觉得自己仿佛又变成了一个热爱学习的“小学生”。
“纳烂”在印地语里就是莲花，象征着“知识”。“陀”相当于“给”，是给人知识的地方。中国河南出生的和尚玄奘历尽千辛万苦，靠个人努力到了纳烂陀，在那里当留学生，又当“外教”，一共呆了12年。他成为中印两国传统友谊伟大的代表和桥梁。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首任总理和印度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尼赫鲁，决定要在那里修建玄奘纪念堂。这次我去就是参加这个纪念堂的修缮典礼。这个典礼成为两国人民一个盛大的节日。今年还是“中国—印度旅游友好年”，两国的旅游者也会更多地到彼此国家去旅游，两国留学生的交流也会大幅度增加。
谈到中印边界问题，那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当家作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相信取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两国总理已经任命了特别代表，中国方面代表是戴秉国副外长。双方已经进行过九次会晤，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就解决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中印边界地区将继续保持和平、安宁。以《中印联合宣言》为指导，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发展，这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好条件。只要从友好大局出发，本着和平友好、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一定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瑞典电视台记者：现在全球变暖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影响？中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来帮助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李肇星：大家都关心气候变暖的问题。我到贵国访问，最吸引我的是那里的夜晚，星星那么“拥挤”，好像天空都难以承担它们的重量了。我特别羡慕。每个国家真是各有长处，我们应该相互学习。
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基本原则。中国现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到有的大国的六分之一，部分排放也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中国也是一个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我们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举个例子，和你的国家有关系，也是贵国的光荣。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动乱，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派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我们对瑞典为人类环境保护事业所做的贡献记忆犹新，给予高度评价。
我还记得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会议的一位中国官员，他就是担任过中国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主管环保工作的负责人曲格平。他还得过联合国环境保护奖。
中国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将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的贡献。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人担心，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在与小国交往的时候，可能出现所谓“新殖民主义”。请问中国如何开展大国对小国的外交？是否有新思维？如果有的话，又如何运用在对东南亚小国外交上面？
李肇星：《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我相信和在座每位都有关系。第一条就是男女平等。第二条就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中国知道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知道自己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当作自己全部外交工作的基础。
平等相待不应该是一句外交辞令，应该表现在行动上。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这次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八国之前专门提醒我们，一定要多体谅非洲朋友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多同他们友好协商，进行实在的互利合作，特别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合作，能有利于他们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合作。温家宝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也告诫我们随同人员说，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善良的传统，别人帮助我们做了好事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帮助别人干了好事可以忘记。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非洲受到那么热情的欢迎，我觉得最真心的就是来自广大非洲群众的欢迎。那么多群众在炎热的太阳下，他们汗珠里闪烁的阳光，他们那么自然朴素的微笑，和中国人民的友情一起相互交融，这尤其令人感到亲切、贵重。我碰见十几位得过疟疾，因为得到中国大夫治疗，使用了有中国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后康复的非洲朋友，他们都说：“我的生命是中国朋友给的！”
新华社记者：2006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达3400多万人次。随着改革开放，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意外情况也在增加。中国的领事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将采取哪些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和海外侨胞在国外的合法权益，人身、财产安全？
李肇星：现在中国外交部一共有4800多位干部和员工，有驻外机构240多个，所有这些人员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负有为在境外的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提供领事保护的责任。
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我们这方面的服务对象急剧增加。到前天为止我们的统计是：在国外现在大约有67.5万中国劳务人员，从事远洋渔业人员4万多，外派船员15万多。在海外设立的中资机构有一万多家。出国旅游的、探亲的、留学的也在增加。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已经达到132个。
2006年，我们的出境人数达到3452万人次。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一亿人次。外交部和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一年来一共处理了领事保护案件3万多起，包括三名中资公司人员在巴基斯坦遇到恐怖袭击身亡，香港一个旅游团在埃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还有两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尼日利亚被武装分子劫持。我们还实施了从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撤侨的行动。
总之，我们要努力把“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变成领事保护行动。具体措施包括：发挥外交部牵头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普及领事知识，颁布《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及时提供领事服务。遇到重大案件立即交涉，必要时派出外交部长特别代表或政府工作组赴事发地，协助有关国家依法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研究分阶段推动领事保护立法，规范领事保护工作。
记者招待会历时2小时10分钟，6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
（3月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