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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孕育了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雅典是其中心和代表。
“公民文化”是当代政治学概念，它是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界一些人不满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形式上的政治机构或组织上面，集中在僵死的政府制度和法律上面，他们受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借助于调查统计、抽样、访问和数据分析等尖端技术，把研究的方向转向对特定社会集团的政治心理——文化倾向的研究。美国著名学者G.A.阿尔蒙德在1956年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概念，他给“政治文化”所规定的含义被西方政治学界广泛接受。根据他的定义，政治文化是针对政治客体——政党、法律、宪法、国家等——和自己与客体(政治系统)之间关系的心理取向，或对政治目标的取向性模式。它包括：认知取向(对政治客体的认识和意识)；感情取向(对客体的情感和感觉)以及评价取向(对客体的评价和判断)。它决定于传统、历史记忆、动机、规范、情感和象征等因素，因此，它是一个整体。此前，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曾在民族性格、性情、精神、气质或神话、政治意识、民族政治心理以及基本的政治价值的题目下，对“政治文化”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因为没有现代的调查统计和数据分析技术，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宏观的、印象主义的。参见G.A.阿尔蒙德，S.维巴：《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6页。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550页。
“公民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文化。在民主制度下无论掌权者还是普通大众，其政治角色都是公民而不是主子和臣民。公民文化就是公民们的政治取向，或公民们在其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
研究政治文化的专家L.派伊指出，对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参见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2页。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公民文化。不过，对于古代希腊城邦时代公民文化的考察无法采用现代的调查统计方法，而只能在有限史料的基础上采取传统的宏观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现代公民文化研究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开阔思路的启示。它使我们摆脱对僵死的政治制度史和孤立的政治学说史的执着，探讨隐于这些表象内部的深层的文化结构。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政治活动是政治文化的有形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政治学说是其升华了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是政治文化近似的反映。而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又形成对政治文化的反馈。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进入危机和衰落的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希腊的政治哲学却结下了两颗成熟的果实，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体系。他们两人的政治哲学集中反映了希腊的公民文化，是对公民的政治意识、情感的理性升华，同时又对塑造西方人的政治性格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表面上看，把柏拉图作为“公民理论家”似乎是不妥的，因为柏拉图的全部努力都在否定雅典民主制下公民的角色、公民的理想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然而，柏拉图构思理想国有两个灵感来源：一是公民共同体的古老形态，二是斯巴达类型的公民共同体，在其中，公民与共同体的整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虽然拥有绝对权力，但他并不是东方式的帝王。他治理国家，但不拥有国家。总之，理想国虽然趋于极端，但是，它仍然是公民们可以想象或追求的政治形式，是公民与臣民一样具有的归属整体的心理需要的表现。具体来说，它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受到严重心理挫伤的公民的变态心理的反映。可惜的是，这种变态心理在西方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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