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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变与新生
多立斯人的入侵，给希腊世界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倒退。从公元前12～前8世纪（一说公元前11～前9世纪）被西方史学家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s)。“黑暗时代”这个名称，表示这个时期文明被毁灭，历史进入一种野蛮落后的时期。同时，这个名称也表明后人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几乎近于空白， 所谓“黑暗时代”亦即人们认识的“黑箱”。 从“黑暗时代”破晓后的情况来做逆向推断，这个“黑暗时代”如同西方文明史上的另一个“黑暗时代”（中世纪）一样，是由混沌向有序转变的时期，是新文明种子的孕育时期。 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虽然鲜为后人所知，但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城邦文化的基因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城邦政治结构的遗传密码也应该深深地隐藏在这里。
然而，关于“黑暗时代”的社会面貌，人们还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有这个时代形成的《荷马史诗》给我们透露一些晦暗朦胧的消息。由于《荷马史诗》是这个时期留存下来的唯一史料，所以这一时期又称“荷马时代”。
史诗相传为盲诗人荷马的作品。无疑，在它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许多民间行吟歌手都参与了它的创作。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末期以后几百年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8世纪（约公元前750～前725年）才最后成型。S.汉伯劳威尔，A.斯帕弗思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第3版，牛津，1996年，第718页。它包括两部分，其一是《伊利昂纪》(或译《伊利亚特》)，主要写特洛伊战争第十年的故事。其二是《奥德修纪》(或译《奥德赛》)，写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伊萨卡的巴西琉斯奥德修归家途中历险的故事。一般认为，《奥德修纪》的形成比《伊利昂纪》晚一代。史诗虽然记载的是迈锡尼时代的故事，但它形成于荷马时代，所以隐约曲折地反映出荷马时代的社会状况。
史诗告诉我们，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主要从事农牧业，手工业尚不发达，商业还处于实物交换的原始阶段。铁器在农业中已广泛使用。社会组织以父系氏族为基本单位，若干亲属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胞族组成一个部落。
史诗表明，这个时期氏族内部的原始平等已经开始丧失，阶级和等级分化已经出现。氏族首领往往占有较多的土地，分得大量的战利品，而普通氏族成员只有小块份地，有的甚至失去份地，沦为雇工或乞丐。奥德修是伊萨卡的巴西琉斯（Basileus），他有许多奴隶。有从事生产的耕农和牧养猪、羊、牛的奴隶，但更多的是家庭奴隶，仅女奴就有50个。史诗中奴隶的卑下与主人的尊贵很鲜明，忠顺的奴仆受到赞扬，对主人不忠的受到谴责。奥德修回家后，杀死了12个与纠缠他妻子的求婚子弟串通的女奴，手段十分残酷。
不过，这时的等级分化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完全挣脱氏族关系的脐带。氏族贵族们有大量财产，奴仆成群，有时排场也很豪华，但他们自己仍参加劳动，并以自己高超的劳动本领而自豪。接待客人和属下时，没有威严的礼仪，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比较直接、随便。说明他们与普通平民间的距离还不太大。
二、城邦民主的雏形
荷马时代的政治生活是极为原始的。政治权力刚刚萌芽，国家还没有出现。伊萨卡的巴西琉斯奥德修去国20年，国内没留下代理人，长老会议在20年中也没召集。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可见当时政治权力还不是必不可少的。奥德修本人回国后，也只能以个人的力量，通过私人复仇的方式对付他妻子的求婚者。
部落的管理采取民主的方式。主要的权力机构有民众大会、长老议事会和军事首领巴西琉斯。这些机构都比较简单，相互没有明确的分工，职责没有专门化。民众大会和长老议事会还缺乏稳定的组织、秩序和正规的议事程序。巴西琉斯的继承也无定则。
１．民众大会（agora)agora一词在古典时代偶而还用来指公民大会，但更多的是用来指城市的中心广场。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市场）。“大会”一般用ekklesia一词。参见PJ罗得斯：《希腊城市国家》(P.J.Rhodes,The Greek City States,A Source Book),伦敦，格鲁姆海姆有限公司，1986年，第2页。
民众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亦即全体战士组成，一般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如战争、媾和、迁徙或推举首领、裁决纠纷时才召开。在伊萨卡民众大会上，一个首先发言的贵族寻问会议是什么内容时提到三点：是哪位有什么要求吗（即私人要求裁决的事务）？是敌军入侵吗？是有什么公共事务要解决吗？《奥德修纪》，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4页。部落首领或任何贵族都可召集民众大会。嗓音洪亮的使者将人们召集到一起，并负责维持秩序。开会时将权杖交给发言者。会上一般只有贵族发言。贵族在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批评执政者被视为他的“权利”。参见《伊里亚特》，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听众用叫喊、嘲笑、跺脚等方式“投票”。不过，会议一般不需要正式表决。奥德修的儿子帖雷马科召集的会议便没有表决就被他的对手遣散了。 这说明民众大会与其说是一个权力机构，不如说是一个讲坛，其职能主要不是决策而是制造舆论和传递信息。
２．长老议事会（Boule）
长老议事会由氏族长老组成，具有广泛权力。负责充当军事首领的顾问和辅弼，并对军事首领进行监督。当时还没有成文法律，传统的风俗习惯就是法律，亦即调节社会关系裁判纠纷的准则，经验在人们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加上当时人一般寿命较短，所以，经验丰富，通晓祖传的风俗习惯的老者，在公共事物上享有自然的权威。他们能够控制民众大会，左右军事首领的决策。以后这些长老逐渐取得优越地位，发展成为贵族。
３．巴西琉斯（Basileus）
即军事首领。史诗中Basileus这个词既指“王”，也用来指其他贵族。这时的巴西琉斯与后来出现的王（King）还不同，他还不是一国之王，只是部落的军事首领。战时统帅军队作战是他的主要权力。但受他统帅的人还不是他的臣民。他的权力受传统习惯的限制，也受长老议事会和民众大会的限制。在平时，他是宗教首领并行使由宗教首领的身份而来的司法权，主持祭祀，向神奉献牺牲，裁决私人讼争，维护社会正义等。他没有立法和行政权，当时这种权力还不存在。
巴西琉斯的标准形象是“英雄”而不是“国王”。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法定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勇敢、力量，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属下的忠诚。奥德修对付求婚者的方式就纯粹是私人性质的“英雄”行为。巴西琉斯的继承是选举与世袭的结合。史诗表明，奥德修的儿子帖雷马科对其父财产的继承权是大家公认的，但对巴西琉斯权位的继承却由宙斯决定。求婚者们对他说：尽管王位该你继承，但愿宙斯不要使你得到它。而帖雷马科自己却说：伊萨卡有许多王侯，其中任何一个在奥德修不在时都可统治这个地方，但我总是自己家的主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巴西琉斯的后代有继承的优先特权，但还不是稳定的世袭。
关于巴西琉斯的地位，史诗的记载似乎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一方面，巴西琉斯地位显赫，权势很大。成为巴西琉斯“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得到很多财富，受到很高的尊敬”。《奥德修纪》，第10页。但在另一方面，巴西琉斯与普通人民间的距离还不太大。 他们没有任职报酬，他和他的家属还要参加劳动。史诗记载奥德修结婚时自己做喜床，他还与别人比赛割草犁田的本领。他父亲为果园松土，妻子则纺纱刺绣。《奥德修纪》，第238、296、297页。
可见，后来城邦时代的主要政治机构在荷马时代都已存在了，但缺乏一定的秩序和正规的工作程序，也没有将民众大会做为真正权威的决策机构。这些机构是在城邦形成过程中逐渐发育成熟的。
三、希腊人的“英雄”性格
《荷马史诗》虽然讲的是希腊人的故事，但史诗中还没有表现出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也没有将自己与其它民族区别开来。修昔底德说：荷马“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这个名称代表全部军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指阿喀琉斯部下的泰俄提斯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原始的希腊人。其余的人，在他的诗中，他称为‘达那安人’、‘阿戈斯人’和‘阿该亚人’。他甚至没有用过‘外族人’这个名词；我认为在他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以外的世界区别开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页。
希腊人自公元前9世纪扩张以后，周围民族对他们就有不同的称呼。罗马人称他们为Graeci，这是亚平宁地区附近一个希腊部落的名称，罗马人就以此称呼所有的希腊人 。这就是Greek一词的由来。希腊人自己的统一名称来源于一个神话。根据这个神话，普罗米修斯和普罗诺亚所生的丢卡利翁和皮拉，是大洪水之后的幸存者。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希伦，是希腊人的始祖。故希腊人自称为“Hellenes”，称自己的国土为“Hellas"。参见《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剑桥，1982年，第3卷，第3分册。 G格罗特：《希腊史》(G.GroteHistory of Greece)，伦敦，第1卷，第85-93页，171页。一般认为，这个统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前7世纪之间，在荷马时代还不存在。希腊人在有了统一名称后，又有了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异族人”或“蛮族人”(barbarians)概念。
荷马笔下希腊先人所做所为， 为我们认识希腊人的民族性格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荷马史诗》的核心人物是希腊的英雄们，他们是部落的首领。而平民则处于配角的地位，大部分场合是默默无闻的。史诗中至少有两处记载反映出，平民虽无地位，但也绝不是懦弱驯服的角色。一是在特洛伊城下的民众大会开会前，与会者喧嚣不已 ，要9个传令兵不断呵斥他们使之安静下来；二是会上平民忒耳西提斯的发言，直接表达了对贵族的不满。（参见《伊里亚特》，第28、33页。）有理由认为，这些平民也是一群小“英雄”。这些英雄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是神的后裔，强悍、健壮，充满生命的活力，性格勇敢、 坚强，有时甚至凶暴、残忍。为了荣誉而在战争中表现勇敢，是他们的首要美德。 有的还表现出高超的智谋和一身兼具多种才能。这是被史诗着力渲染的理想化了的人格。考虑到史诗在古典时代是希腊人的标准教科书，史诗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无疑对希腊人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雄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所谓“荣誉”(time)。他们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献身。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荣誉”，“荣誉”被认为是根据正义的原则按本人的功绩给予个人的权利 ，或个人对这项权利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为捍卫拥有的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必要时（ 有人提出对立的要求或争执）可对执掌一定权利的人（或觊觎这一权利的人）直接使用武力。参见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页。
在追求“荣誉”的活动中，英雄们表现得独立不羁，敢做敢为。不屈服任何人间的权威。阿伽美农虽然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势力强大，但他强夺阿喀琉斯的女俘并当众使其受辱时，阿喀琉斯奋起反抗，甚至后来阿伽美农赔礼谢罪时，他仍不原谅。阿伽美农与其他巴西琉斯即“英雄 ”们的关系，不是专横地统治与卑弱地服从的关系，他必须靠说服、协商和做出妥协来达到统一的行动。阿伽美侬和其他巴西琉斯常受到下属的粗暴辱骂和放肆的挑衅。有时，英雄们也诉诸公众的权威，如阿喀琉斯在解决他与阿伽美农的争端时就召集民众（全体战士）大会。不过，公共的权威还不是强制性的政治权威，而主要是舆论的权威。史诗中希腊人的政治秩序，是一种不断进行着权力较量的不稳定平衡。在上者虽强大有力，但他们与在下者总是处于紧张关系中，没有做到使在下者一劳永逸地服从他们的权威。
英雄们真正服从的权威是神。然而对神的服从也不是无条件的，因为神界并不统一 ，每个英雄有自己的保护神。英雄们之间的分裂也反映在神界，或不如说是神界纷争的结果。对英雄们来说，敌方的保护神同时也是他的敌人。他们对自己的保护神的服从有时也是不情愿的。神界的不统一和神意的不一致给人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留下了空间。对神意和命运的积极抗争而不是消极懦弱的服从，也是“英雄”行为的一部分。在“英雄”们的心目中，神不过是天界的英雄，强大，智慧，但却不是道德理想的化身。他们与人一样，具有人的一切特性。他们有七情六欲，相互嫉妒，为“荣誉”而争斗不休。神与人如影随形，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高远。神在冥冥之中给英雄们以指引或帮助，也给他们制造麻烦和障碍。英雄们对神的权力既有服从，又有不满和抗争。在东方宗教和后来西方基督教那里，神是至善至美、至高无上、万能和支配一切的，人却罪孽深重、渺小和软弱无力。而在希腊，人们对神的信仰并没有将人挤压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英雄们还有自己内在的行为准则，那就是体现在惯例和习惯法中原始的“正义”观念。内容详见第四章第三目。他追求和捍卫的“荣誉”或权利是按正义准则赋予他的，他维护荣誉是基于正义。史诗描绘的特洛伊城下的希腊军营充满了权力的角逐、情欲的发泄、粗野的喧嚣，他们与强盗团伙的本质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心目中有一个正义原则。
史诗中英雄的形象与近代思想家心目中“自然状态”下“自然人”的形象十分相似。然而 ，这些独立、平等的“自然人”在几百年之后却结合为城邦，过上一种有秩序的和谐的城邦生活。这个历史演进过程包含着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复杂的整合过程。正如G·斯塔尔指出的：在希腊城邦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个人对自己荣誉的要求与共同体微弱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开始，是荷马世界我行我素的英雄，到结束的时候，则是公元前500年完善的城邦。”“尽管有公开的冲突，有时还会失去平衡，希腊人毕竟辉煌地解决了其它社会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至公元前500年，社会达到了政治上的统一，从而使公共目标得以实现，而城邦中的个人也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在权利上的重要性”。〖ＺＷ（〗G斯塔尔：《个人与共同体—希腊城邦的兴起》，第Ⅷ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个人的自由独立和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和统一要求之间的矛盾。它贯穿政治史的始终，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适当的妥协，既能充分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和统一，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自由独立和尽可能充分的权利。国家的形成是社会在远高于氏族水平的新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有独立自由个性的人联合的结果还是卑微懦弱的人屈服于一种强权的结果，便形成两种政治文化类型。《荷马史诗》对英雄性格的描述，使我们相信希腊城邦文化属于前者。尽管如后来我们要谈到的，希腊城邦的政治结构和共同生活把公民个人几乎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但是，城邦的高度统一毕竟以个人为基础。在个人独立与整体统一之间始终保持某种张力，某种平衡。希腊民族独立自由的性格始终对这种高度统一起到一种中和稀释的作用。它使个人的独立和个性发展成为可能，也持续不断地软化和侵蚀着整体联系的纽带，使其富于弹性，从而给个人留下一定的空间。一旦统一的理由不存在时，或统一解体时，希腊人独立自由的个性就如同被压抑的岩浆一样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
荷马时代的英雄们经过几百年城邦生活的“驯化”以后，已经在把握个人独立自由与整体统一之间的平衡上表现得较为成熟。在城邦已经衰落的时代，有一批从城邦中游离出来的希腊“英雄”们来到波斯充当雇佣军。作为雇佣军，他们具有兵痞的性格：冒险、好战、视杀戮抢劫为儿戏。为了得到饷银和食物而作战 。然而当他们突然失去了他们为之效力的主子，失去了领导他们的将军，万人大军变成了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只能听任波斯军队像宰割绵羊般被消灭的时候，这些失去组织纽带的独立原子却在自愿的基础上，为了大家共同的生存而团结了起来。他们推举了年轻且没有入伍的办事员、平民色诺芬为统帅，开始了返回希腊的大撤退。一路上环境险恶，危难重重，万人大军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任何重大步骤，都要全体战士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经充分讨论后付诸表决，大家服从表决的结果。万人大军中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格，是万名将军的集合体。他们自己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法律。但是，他们都能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以自愿的合作，形成了严格的纪律和坚强的集体。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愿为集体作出牺牲。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色诺芬虽身为统帅，但他骑在马上仍引起士兵的抗议，而他则立即跳下马来加入步行的行列。士兵们责问他为何打人，他只有耐心解释以释去大家的疑虑。他们的服从是对集体的服从，是对与他们平等的人的服从。这样一个独立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显示了充分的优越性，他们终于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历时15个月，步行2 000英里，回到了希腊故乡。〖ＺＷ（〗参见色诺芬：《远征记》， 另参见伊迪斯·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第178—190页。
万人大军就是一个流动的城邦。万人大军的内部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士兵与统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特殊的场合，以更鲜明的形式再现的城邦中公民团体内部的关系。万人大军的自组织特征，反映出希腊人在个人自由与整体需要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协调。赋予这种关系以特征的希腊民族的个性，已经在史诗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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