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俱乐部”周末之夜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紧扣在大地上，锅里
面没有一丝风，闷得人喘不过气儿来，人人的心情也像铅一样沉重。树叶差不多
快落尽了，露出了鸟巢，间或有一只乌鸦飞过，带着难听的叫声。我们埋头给麦
田放水，冰冷的水无声地流进褐灰色的土地，涌起灰色的泡沫。柔弱无依的麦苗，
在水面飘摇着。
1966年11月19日，又是一个周末。现在是“狠抓革命”阶段，还没提“猛促
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可人们干得还挺积极的。这，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用
干活儿来暂时麻痹自己也可以。收了工，今晚干什么？照惯例，周末晚上是不学
习、不读报，也不开会的。
可是你能在院里到处走动么？──你想进行什么活动？
到别的宿舍里聊天？──你想搞反动串联？
或许你想下盘棋？──你对现实斗争抱什么态度？怀着什么鬼胎？
不约而同，大家都默然地在铺位上半坐半靠地歪着。这是劳教右派们的一种
特殊坐姿：把被子叠成厚厚的方块儿，靠墙斜放，人倚在上面，两腿伸直，或把
叠好的被子略微打开些，一半铺在炕上，另一半靠墙，背部紧靠着软和厚实的棉
被，颇有点儿像是靠着沙发的味道。有吸烟习惯的，再点燃一支劣质的廉价纸烟，
缕缕青烟遮盖了四周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自己与现实暂时分割开来，掩护自己进
入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是当时劳改队基本上统一的生活方式。
众人都这样坐着，只有刘佛生的位置空着，他又上队部开会去了。周末召集
组长开会，会有什么事儿呢？开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仅是四组的学
习组长，直接管着十几号人，还和外号王癞皮的王祖德一起当中队宣传员。现在
的的宣传员很少像以前的宣传员杜高那样上工地拿起铁皮喇叭筒大声喊叫了。大
家出工，他俩多半留下来整理各种揭发交代的材料、撰写批斗会上的发言稿，或
按照队部的意思写批判大字报，完成批斗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有时候剪报，分类
贴在一间被队部叫做“俱乐部”的空房子里。然后组织这些早已看过报纸的劳教
右派们去“参观展览”。他俩说得上是队部的助理和参谋，是名副其实的高等犯
人。
刘佛生的父亲是个资本家，五十年代不知为什么关进了监狱，六零年死在里
面。刘佛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他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唯一的反应是感到松了
一口气。因为他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背这沉重的家庭包袱了──不是背更沉重的
“有杀父之仇”的包袱，而是没有包袱可背了。
刘佛生终于从队部回来了。他的脸色铁青，喊了一声：“大家注意！”脸上
一副十分严肃的神情，可以预料他将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要传达队
部的什么重要指示。他一边翻看小本子，一边瞟视各人的表情变化，慢慢儿地说
出一件事情来。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天，大家都在宿舍里休息，在一组宿舍里，闲得无
聊的郭允德坐在炕上，在一个翻过来的旧香烟盒儿上瞎写。烟盒是阿尔巴尼亚进
口的（改革开放以后方才知道，这种所谓的进口烟，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LUX
牌。这种烟是硬盒精装的，价格却比国内产的中下等烟还便宜，只是烟味儿不太
正，一般人都不爱抽，却被穷劳改犯们认为是价廉物美的最受欢迎的品种，因此
那时候三余庄到处都是这种烟盒儿。也许是那时候大会小会报纸广播上“毛泽东”
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许是宿舍墙上到处贴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之类的标语，所以他就漫不经心地在烟盒儿的背面写下
了“毛泽东”三个字。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字句。凑巧坐在他旁边同样闲得无
聊的王玉琦和他闲聊起来：
“老郭，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钢铁学院的学生。”
“钢铁学院？哪个系的？”王玉琦饶有兴趣地刨根问底。
“轧钢系。”
“轧钢？这个‘轧’字，怎么个写法？”
郭允德怕说不清楚，于是顺手就把“轧”字写在烟盒上给他看，说来也是凑
巧，这个“轧”字，正好写在“毛泽东”三字的上面，不过明显偏在一边，并不
在一行上。
当时他们俩谁也没注意这件事情，写完了，就把烟盒儿顺手一扔。但是王玉
琦的冤家对头董立（注意：这里用的是他的真名，没经过“技术处理”），却早
在一旁密切地注视他们。没等郭允德、王玉琦反映过来，董立就把这个烟盒儿拿
了过去仔细端详。一见有这样四个字，如获至宝，当时就举着“胜利品”冲向队
部。那时候七中队的指导员换了个姓于的，他虽然也很“左”，不过中队里几次
发生打人事件以后，他倒是明确表示过今后不许随便打人。但他最近外出开会去
了，中队
工作由新调来接替郝中队长的盖某主持。董立就把缴获的“罪证”交给了盖
中队长。
董立是琉璃河小学的音乐教师，个子矮小，文化水平相对而言也比较低。他
干活儿不行，告密打小报告却是行家里手。王玉琦原是钢铁研究院的一名普通干
部，“反右”中因为凑不够5%的“定额”，只好拉他来凑数。他文化不高，但性
格直爽，平素最看不惯董立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他的身材虽然并不高大，却也
膀大腰圆，前不久就因为董立瞎汇报，王玉琦曾经用拳头“教训”过他，封了他
一只眼睛。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因为董立这个坏小子报复引起的。
盖队长把“罪证”拿去给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看，要刘乃元先在组内组织批
斗。刘乃元一眼就看出这四个字根本就不是连续写下来的，但是刚一提出不同意
见，就遭到了盖队长的“驳回”。刘乃元无可奈何，只好不痛不痒地在组内开了
几次会，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郭允德心知这件事儿没完，预料到将要大祸临头；王玉琦心里对董立更加厌
恶、反感，当别的组有人问及这件事情的经过，王玉琦当然严词谴责了董立，最
后还说：“等着瞧，不定哪天我还要封了董立这小子的那只眼睛！”
这句话，又有人报告了盖中队长，今晚上组长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盖中队长布置了今晚开会斗争王玉琦以后，接着动员说：
“反改造分子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对靠拢政府的人行凶报复，
就因为以往对他们的斗争太客气了，他们才这样猖狂：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有
些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老找队部，说反改造分子如何骂他们，还要打他们。我说，
你不用找队部，找队部也没有用。他骂你，那是你愿意听！他打你，那是你愿意
挨！
“今晚开会，要狠狠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
客气。他要打，咱们就打个样子给他看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检
验每一个人究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
子一边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晚七点半第一小组在俱乐部开会斗争反改造分子王玉琦。因为他企图行
凶报复。郭允德另作处理，今晚主要斗争王玉琦一个人。欢迎其它小组的人自愿
参加。”
“自愿参加！”开斗争会居然还有“自愿参加”这一说，这可真是盖队长
“主持中队日常工作”以来的新举措！连看电影都要集合点名“统一行动”的劳
改机关，开性质如此严重的斗争会，居然不开全队大会而用小组会的名义！既要
收敛“每一个人”却又是“自愿参加”！这种会，恐怕没有哪个人竟会糊涂到不
“自愿”参加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批五七年的书呆子们，还是估计
错了。
传达完了，时间也到了七点半，刘佛生率领全组走向俱乐部。范光东、谢自
愚、胡德来等“积极分子”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其它人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
范光东是北京市政协秘书处秘书，山西人，大家都叫他“老西子”。他虽然
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但是写起字来歪歪扭扭，真不知他这个秘书是
怎么当的。他划右派以前，因为与小保姆私通，夫妻关系本来就极紧张，一划右
派，老婆就跟他离婚了，所以他也成了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之一。他身材臃肿
颟顸，干活没体力，老完成不了定额，可是饭量却极大。多亏吴越隔长不短儿地
进城去帮他到南小街一个姓郭的女人家里去拿烧饼、点心之类回来吃，一拿就是
一面粉口袋。没想到喂出这样一头“白眼狼”来，吴越真是瞎了眼了。──此人
现已故去。
谢自愚更是一个突出的两面派。他是北京水利电力学校毕业的技术员，湖南
人，个子不高，肚子里并没多少东西，却傲得不行，自称是铁托的干儿子，曾扬
言要写一部《续国家与革命》，要与列宁比一比高低。特别是后期，简直像一头
疯狗，逮谁咬谁。
胡德来是哈工大的一年级学生。划右派以后，并没有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
己积极争取：到新华书店去偷书，被抓住以后，才进了公安局的。不过落实政策
以后，却数他本事大，如今已经有了两所住宅，还有自己的小车，在“三余庄右
派”当中，堪称首富。
所谓的“俱乐部”，前面说过，只是一间空房子，其实里面从来没有扑克、
象棋之类的文娱用品。
我们走到俱乐部门口，其它各组也陆续来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木棍。我心
里猛地一惊，尽管估计到今晚可能要动武，原以为也不过像打杨路、缪光谦那样，
不过打上几拳踢上几脚罢了，现在看来，他们是要“学红卫兵”的“大打出手”
了。我不由得为王玉琦的处境担起心来。
进入会场坐下，看见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一百多人把不大的屋子填得满满
的，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往日一开会就抽烟，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抽的，连咳嗽
也只是偶尔有一两声。天花板上一支五百瓦的大灯泡亮得刺眼，墙上贴着四张方
方正正的大白纸，每张纸上写着一个斗大的黑字，合起来是：斗鬼大会
今晚上真的要把人斗成鬼吗？
两个队长早就来了，一个是王队长，另一个是新调来的高队长或岳队长，记
不清他姓什么了。他俩一反常规，不进屋主持会议，却像牛头马面似的分别站在
两个门的外面，满脸杀气，狠狠地盯着进入室内的人群。看那架势，今天的会场
是只许进不许出的了。
尽管今天的会是一组的小组会，别的组不过是“自愿参加”，但是这个“斗
鬼大会”却不是由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主持，而是由中队宣传员刘佛生越俎代庖。
后来才知道：刘乃元因为感冒，大夫给了假条让他休息三天，今天正好是最后一
天。他“躺倒不干”，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第一道程序，自然是援例恭读毛主席语录，众人屏声静气听刘佛生领读。平
时开会，往往从队部所挑选的语录就能大致估计到斗争会的火力猛烈程度，这次
选的语录却只有两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不倒。这
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就是那段全国传诵，使用率极高，牛鬼蛇神们听了都会心惊胆战的著名
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
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暴烈的行动。”
刘佛生接着介绍“事件”的经过，刚开了个头，王癞皮迫不及待地领头高呼
口号：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人伸直胳膊大声叫喊。在狭小的空间里喊声汇集在一起，显得特别响亮，
真所谓“声震屋瓦”。
王癞皮又喊：“把王玉琦揪出来！”
一群“积极分子”一叠连声狂喊：
“把他揪出来！”
“把他揪出来！”
“砸烂他的狗头！”
王玉琦默默地从人堆中站起来，走到会场中间。那里有一小块空地，是专门
留给他的。他身材不高，却粗壮结实，选择他做为毒打对象，是盖中队长的高明
之处，要是换了瘦小枯干的杨路等人，恐怕挨不了几下打就没命了。
几个“积极分子”站在他身后，按住他的脑袋用力往下捺。
稍稍平静以后，刘佛生以会议主持人的姿态站了起来说：“现在，先由董立
揭发。”
身材矮小的董立，一听“主帅”发出了命令，立刻像出阵的战将似的挺身而
出，耀武扬威地站在王玉琦面前，指手画脚地说了起来。按说，他的揭发应当属
于“控诉”一类，应该以他受到王玉琦“报复”的遭遇激起人们对王玉琦“罪行”
的愤慨。但是他又丝毫没有通常控诉者那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样子。因为他
实在无法掩饰立功后洋洋得意的心情。当他说到抓住了“罪证”跑到队部的时候，
几个“积极分子”高喊口号：
“董立做得对！”
“坚决支持董立！”
但是没有人响应，其余几个“积极分子”也不做声 .有几个早就不耐烦了的
“积极分子”冲上来对王玉琦大喊：“跪下！跪下！”算
是对喊口号的呼应配合。他们见王玉琦没动，就上前把他推倒按住，并朝他
脸上身上乱打乱踢。董立、刘佛生、王祖德也纷纷挥拳猛打。王玉琦不敢还击，
只好双手抱头护住了要害部位，一面“哎哟哎哟”地叫唤着。脑袋护住了，背上
又“咚咚咚”地挨了几拳。几个打手早就有所准备，他们模仿红卫兵，解下腰间
的皮带，狠狠抽打王玉琦的胳膊、脊背。但有棉衣护着，并不太痛，打手们觉得
不过瘾，就一齐狂呼：
“他妈的，把他的棉衣扒了！”
“把衣服扒光！”
“叫他自己脱！”
王玉琦当然不会自己乖乖儿地脱了衣服请人家打。于是打手们立刻扑了上去，
七手八脚地扒他的衣服。到了这时候，王玉琦想不驯服也不行了，他像一头任人
剥皮宰割的羔羊，露出了光光的脊背，一个粗壮结实的胴体暴露在耀眼的灯光下！
蚊子盯住了血，恶狼看见了肉，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打手们争先恐后地抡
起皮带向裸露的肌肉抽去，举起木棍砸去。鞭扑皮肉的噼啪声淹没在凄厉的惨叫
中，一声声撕心裂肺。我觉得耳膜仿佛要被刺破，连凝固的空气也被劈开了。
“大会主持人”刘佛生想起了会议程序，喊了一声：“大家静一静，让董立
把话说完。”
董立三下五除二结束了显得过时的发言。积极分子又喊：“把郭允德揪出来！”
“反革命分子郭允德滚出来！”
所有的目光一齐转向蜷缩在人群中的郭允德，几个打手抢入人群伸出利爪，
郭允德直往后躲，他身边的几个人满脸惊恐，一边小声地说：“快出去吧！”一
边轻轻推他。
几双魔掌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从人群中拖到了王玉琦的身边。这个
身体健壮的大汉，此刻像秋风里的一片落叶，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脸上的肌肉
在抽搐，充满恐惧的双眼不知在向谁乞求。许多人不忍再看，把目光转过一边去
或看着地上。我一转脸，看见杨路的脸色惨白，正转过脸来看着我。
刘佛生因势利导，他似乎忘记了盖中队长“只斗王玉琦一人”的指示，竟把
斗争矛头转向了郭允德。
一个“积极分子”厉声责问：“你为什么要轧毛泽东？”
一群“积极分子”同声应和：“说！快说！”
郭允德小心翼翼地哆嗦着分辨：“我说的是‘轧钢’的‘轧’……”
“你是不是要造一架轧钢机轧毛泽东啊？”一个“积极分子”狞笑着问。
另一个“积极分子”揭发：“他有个小本子，上面抄了一首诗，写的是：”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几个打手跳起来边打边喊：“我叫你当鬼雄！我叫你当鬼雄！”
郭允德被打得摇摇晃晃，撞到了墙上，连墙上贴着的大白纸也摇摇晃晃的。
打手们又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几下子也把他的上身衣服脱得精光。
先是拳打脚踢，接着皮带木棍，暴雨似的向两堆血肉之躯猛抽猛砸。俱乐部
转瞬间变成了行刑室，一幕幕地狱的惨景突然呈现！王玉琦发出痛彻心肺的高声
惨叫。郭允德痛得大喊大嚎：“妈呀！妈呀！”一个三十多岁的强壮男人居然会
像孩子一样哭喊，听起来特别可怕。这是人性在呼救，绝望中求生的本能在呼救！
打手们狞笑：“你妈也救不了你！”接着又是几皮带！
木棒和野兽的利爪一起狂舞，皮带刮起的妖风在横扫。一棍子下去，背上立
刻一块青紫，一皮带抽来，赤裸的脊背上又添一道血印。墙在摇晃，地在震动，
吊在屋顶上的灯泡也在震动，灯光在墙上映出了魑魅魍魉的幢幢鬼影，不断传来
连虎狼也不忍心听的惨叫声犹如万箭穿心！
我的心在狂跳，要跳出心脏！我的血在奔突，要冲破血管！如果我现在有枪，
我会毫不迟疑地向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开火！如果我手中有刀，我会“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恨自己是个文弱书生，不会少林武术。我恨自己无权无势，不能除暴安良。
为什么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不从天而降？为什么老天爷不睁眼管管这些人间的恶魔！
我的血在往上涌，我的气往上冲，我真想大喊一声：“魔鬼们，住手！”可
是我不能，不能呵！那样，我们三个人就都会被这些没有人性的暴徒活活打死的！
被人们称作没心没肺的武大德，外号武三蛋──坏蛋、笨蛋、浑蛋──充分
发挥了他的第一个特点。他额上青筋爆起，张开大嘴，露出板牙，上面抡圆了皮
带猛抽，下面用脚乱踢。嘴里像毒蛇吐信似的不干净地骂着。如果说红卫兵把
“革命行动”作为毒打的代名词，他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就应该叫做“革命语
言”了吧！
也有些打手不像武三蛋那样一味毒打，他们打上几拳又忙里偷闲地注视着人
群的反应，看看他们有何表现。特别是刘佛生，两只小绿豆眼总是骨碌碌地满场
上乱转，不知窥探些什么。
按住王玉琦、郭允德的人早已放开手，腾出他们俩的后背来，让更多的打手
可以有
“用武”之地。他们两个双臂护住头部，身体本能地躲闪皮带棍棒的狂噬。
他们的两腿被踢伤，已经站立不起来，只能在地上乱滚乱爬。布满伤痕的身躯爬
到哪里，皮带棍棒就追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惊恐地退缩。
这时候，把门的两个“牛头马面”终于进来了。鞭扑皮肉的声音突然停止，
尖锐的惨叫声也低沉下来，打手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他们冷冷地审视着趴在地
上、两手抱头、不断唉哟呻吟的两个“鬼”，足有几秒钟的工夫，高队长突然厉
声高喊：“张晓谦！”
张晓谦是目前右派劳教队唯一的一名就业人员，担任仓库保管员重任，是个
得到部队信任的高等犯人。为什么突然喊他？
张晓谦连忙上前答应，高队长吩咐：“上仓库拿两条绳子，把这两个家伙给
我吊起来！”
“是！”张晓谦回转身，一溜小跑不见了。
“这条狗！”我心里暗暗地骂。我平素对他就没有好感，这家伙总是板着脸
好像谁欠他的债似的。今天他又跑去拿绳子。只要把他们俩吊起来，他俩今天就
没有活路了。
趴在地上，胳膊还能护住头部、心脏、肋下等要害部位；一旦被吊起来，且
不说捆吊本身造成的伤害，而且根本无法躲闪，打手们想打哪里就打哪里，这个
世界又要添两个冤鬼了！
高队长布置完毕就离开现场。一些纯属“表态型”的打手也逐渐住手了。剩
下的武三蛋、范北新、张效秦、赵家任等“八大金刚”却更加疯狂起来，那隐藏
在人性黑暗最深处的残暴因子也冲破一切限制，毒打早已超出了“表示自己立场
有了转变”的范围，变成了兽性的发泄，打手们个个成了施虐狂！
受害者惨叫，打手们狂呼，拳头巴掌早已不过瘾了，木棍皮带轮番猛打，受
害者拼命挣扎滚动，用尽全身气力叫喊，众人再也无法保持平静，都身不由己地
站了起来，拥挤着、涌动着，像一锅煮沸的开水，全场大乱。当人群涌到了门口，
我趁势退出会场，门外已经有十来个被挤出来或被吓得退出来的人，个个脸上极
度惊恐，这种场面对谁都是第一次！
高队长却往室内挤，他大概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趁没人注意，我快步走到厕所。我需要找个地方冷静一下，把快要跳出腔子
的心捺回去。我已经忍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看着无辜的人遭受长时间的毒
打而自己无能为力，看着人性中最残忍最丑陋的兽性在尽情表演施展，这简直是
对每一个尚有人性的人的一种惩罚。面对这样的场面，真不得不承认：那些打手
乃至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确实已经“改造”得与众不同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这样凶残？难道仅仅是为了
表现自己？难道也像红卫兵一样，是对“阶级敌人”怀有先天性的“革命义愤”？
还是那个名叫“残忍”的魔鬼附身了？人性在呻吟、在退缩、在挣扎；兽性在横
行、在飞舞、在疯狂！
冷静！千万冷静！厕所也不是久呆之地，一旦被队长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毒打的恐怖随时威胁着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稍有不慎，不仅无助于受害者，连
自己也可能活活被打死！
我定了定神，又赶紧回到会场门口。两个“牛头马面”正把退出会场的人往
回赶：“都进去！都进去！”我连忙混在被赶的人群中，溜进了会场。
我出去了大约一刻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就在
毒打高潮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在我们病号组，也有一个反改造分子，他长年泡
病号，不出工。像这样的反改造分子，难道不应该也拉出来斗吗？”
他说的“反改造分子，指的是李泰伦。可是当时大家正盯住了王玉琦和郭允
德，谁也没理睬他。要不然，李泰伦那夜晚也非被打烂了不可的。
毒打还在继续，丝毫没有放松。张效秦怪眼暴突，轮起皮带猛抽，一皮带下
去，旧伤痕上立刻添上新伤痕。这家伙以前进过公安干校，还到北京市公安局设
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著名劳改单位兴凯湖农场实习过。他打人特别凶狠，大约是
因为受过特殊训练吧！
赵家任脸上的满脸横肉已经沁出了汗珠，他也抡圆了皮带。在“反骚乱”中，
他只发挥了大嗓门的特长，其余的能量没有充分发挥。今晚这里是他们一伙儿的
天下，他自然要大显一番身手。还有范北新、陈平，更不用说武三蛋之类，个个
挺胸叉腰、龇牙咧嘴、竖眉立目、威风十足。时光似乎倒流了十几年，他们俨然
都成了“革命小将”似的，在五百瓦大灯泡的强光照射下，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
吃人面目！
这里附带说一句：打手陈平，原是北京纺织公司干部，落实政策后，爱人已
经与他离婚，右派朋友也因为他是个打手而不愿与他交往，日子过得很苦恼。但
在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他却有过躺倒在军车前面，阻止解放军去天安门镇压请
愿学生的“壮举”，也算是“右派”中积极支持学生的急先锋。他的形象当天就
被密探记下，事件后在街上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把他抓进了公安局，问的则
是“拦阻军车”的罪名。后来形势有变，由单位出面保释。〗
看！杨学东（原政法学院助教）高举木棍恶很很地砸下来了。他以前对谢自
愚说过：“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除非中国也出个赫鲁晓夫。”结果被谢自愚立即
检举了。他感到前途凶多吉少，今晚表现得这么凶狠，是想用别人的血来洗刷自
己吧？
就连张凯元，一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也得空就上前拧一把、打两拳，借
以表现他的“积极改造”！
王玉琦、郭允德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了。他们已经没有挣扎爬滚的气力，皮
带木棍打下去，再也激不起尖厉的叫喊，而只有微弱的呻吟、低沉的哀鸣。他们
身上早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到处是惨不忍睹的伤痕。时间似乎已经凝固了，
不再向前。不少打手已经累得不行，停下来靠墙喘气，有的还发出鄙夷的冷笑，
不时用脚踢踢那两个半死不活的“鬼”，边踢边骂：“他妈的，装死！”
大约是听到惨叫声逐渐微弱下来的缘故，高队长进来了。他仔细审视着两个
“鬼”，那目光，纯粹是屠夫注视着被宰牛羊的目光，冷静得吓人。
这时候，出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张晓谦，不知从哪里突然钻了出来：“报告
队长，仓库的钥匙找不到了。”
保管员把仓库钥匙丢了，就好像做官把印丢了一样。我心里暗说：“算你张
晓谦还有点儿人味儿。”高队长却没有理会他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解释，看了两
个“鬼”一眼，又看了看那群疲惫不堪的打手，居然什么也没说，竟匆匆地走了。
打手们一时拿不定主意：队长这时候走了，什么意思？可别领会错了。何况
大多数打手也实在没有继续再打的劲头了。
突然，八九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人：盖中队长气势威严中带
有几分高深莫测的派头，目光咄咄逼人，“牛头马面”则紧跟他身后。这些大汉，
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个个手提长条木板，来势汹汹，一个劲儿地喊：“两个坏
蛋在哪里？”人群赶紧让出一条通道。我听见有人小声说：“是后面就业队的组
长。”哦，原来是部队调来的生力军！
又是一阵腥风血雨，木板狠命地砍下去，向两堆血肉模糊的肉体砍下去，本
来已经微弱下去的呻吟声又变成了尖声惨叫，凄厉而嘶哑，惨不忍闻。伤痕上又
摞上伤痕，已经不大能动弹的两堆血肉又猛然蠕动起来。这是生命在作最后的挣
扎！看了看那两个似乎已经“死去”的鬼，在自己的安排下又受到强烈刺激而
“活了过来”，盖队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欣赏了一阵之后，仿佛火候已到，
他干咳了两声。
一切归于平静，只有盖队长的声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响：“今晚的会就到
这里，各组回去马上讨论，每个人都要联系今晚自己的实际表现，表明自己的态
度。大家要擦亮眼睛，看周围有没有谁对这两个家伙抱同情态度的。”然后又吩
咐一组的生产组长：“今晚安排四个人轮流值班，防止他们行凶报复。”
支援队伍洋洋得意地走了。打手们带着喜悦和疲倦，其他人带着恐惧和悲愤，
也陆续走了，灯泡还是那样亮，灯光下“斗鬼大会”四个字还是那样刺眼。离开
实为“刑讯室”的“俱乐部”，外面的寒风吹冷了我燃烧着的血液。也许马上就
要轮到我了。我写的那首诗已经落在队长手里，今晚上我的“表现”又是这样，
队部会放过我吗？
在劫难逃！
回到组内，大家都在炕沿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没有谁敢像往日那样靠着被子。
刘佛生主持开会，先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
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这段语录较长，恕我不全文照抄了。
读完语录，他开门见山地说：“今晚开会对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大家对这两个坏蛋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想对检举的人进行报
复的行为，都非常气愤，可是咱们组内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稍稍停了一下，他
把脸转向我，然后喊我的名字。
我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时辰到了。自从听到“大辛庄惨案”
的那一天起，我就随时准备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 .此刻，任何胆怯犹疑都无济于
事：“事到
万难须放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如果也把我抓进”俱乐部“，先把那
只五百瓦的灯泡砸烂了再说。然后在黑暗中混战一场，最好先抓住这个刘佛生，
哪怕与他同归于尽，不也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么？人活百岁终须死，
老子今天活够了。想让我跟他们俩一样白白地叫你们打个半死，门儿也没有！
刘佛生先问：“你对今天的会抱什么态度？”
“我完全拥护。”
范光东抢先插话：“拥护不能光凭嘴说，要有实际行动，看关键时刻敢不敢
面对敌人刺刀见红。”
范光东虽然是个中年人，却因为当年养尊处优，缺乏锻炼，落得体态臃肿，
步履蹒跚，没有多少力气，在打手中也不过属于“表态型”。在“反改造分子面
前”，他是挥过老拳的，算是“刺刀见红”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借用
林副统帅的惯用词句来表现自己。
“那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刘佛生还是那副不快不慢冷冰冰的腔调。微
弱的灯光下，那对绿豆眼像两粒闪烁的鬼火。
“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敢刺刀见红？”
范光东又抢着问，这头蠢驴一门心思地只想突出自己“敢于刺刀见红”，竟
不知道说我退出会场是对大会的抗议！
我立刻回答刘佛生：“我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我马上就回来了。”
“你早不上，晚不上，为啥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静过，立刻反驳：“我每天都这个时候上厕
所的，你不是经常批评我学习时间不应该老上厕所吗？”
我说的是实情，刘佛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中，忽然他看见坐在我旁边的王
继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立刻把矛头转向这个曾说过“毛泽东连外语也不懂”
的“反改造分子”：“王继俊，你为啥中途退出会场？”
王继俊吓得面无人色，坐在炕沿像初冬的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几个“积极分子”的喊声此起彼落：
“站起来！王继俊！”
“王继俊，站起来！”
王继俊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好像不离开炕还有最后一点依靠，但他根本站不
直，尽管两条腿紧紧靠着炕，全身还是轻轻地战栗。
“说！”
“快说！”
“说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
“我、我、我……”
“我什么！快说！”
“我害怕……”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看见鱼儿已经入网，刘佛生的声音顿时平缓下来，脸上还带有一丝笑意。
“你怕什么？”
“斗敌人，你有啥害怕的？”“积极分子”们乘胜追击：“你为啥怕斗坏蛋？”
“我……我……”王继俊抖得更厉害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刘佛生还想继
续“启发”；胡德来已经不耐烦了，大喝一声：“跟他说不清楚！拉到俱乐部去！”
范光东、谢自愚急忙附和，刘佛生一挥手：“走！”几个积极分子把魂不附
体、两腿发抖的王继俊连推带搡地拖出宿舍，其余的人只好不声不响地跟了出来。
到了院子当中，范光东对着全院大喊：“都上俱乐部去，斗争王继俊！”
各组的人很快又都出来，一下子涌进了“俱乐部”，把王继俊围在当中。他
吓得全身发软，脸色青灰。刘佛生向大家略作介绍以后，经过短暂休息恢复了体
力的打手们又都高举木棍皮带一拥而上，劈头盖脸一阵乱打。在王继俊哭爹叫妈
求饶命的叫唤声中，突然又响起了打手们的嗤笑声：因为王继俊吓得大小便失禁
了，湿了一地。但是打手们仍然不依不饶，哭叫声又一次划破了三余庄的夜空。
刘佛生直接领导的四组揪出了王继俊，又立了一功。六组组长张光不肯放过
这个突出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何况前些日子他老婆在城里挨过红卫兵的打，正
一肚子气无
法发泄。于是他也大喊：“我们组有个反改造分子史镇华，大家开会斗坏蛋，
他在一旁蒙头睡大觉！”（此人后来也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由
于他有过这样一段颇不光彩的历史，见到当年的“三余庄庄员”们，居然比见到
队长还要恭谦三分，连说话都是低三下四的，当年揪斗史镇华的“英雄气概”，
已经荡然无存了。）
“怪不得刚才开会没有看见他！”
“他这是对斗争不满！”
“这小子一贯反改造！”
几个“积极分子”七嘴八舌地喊叫着，有人提议：“把他抓来！”
一伙儿人放过了王继俊，由张光带领去抓史镇华。很快，史镇华被他们推进
“俱乐部”来。他上身光着，下面也只穿条裤衩。直到这时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弄
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组里派他给麦田放水，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书呆子
还像往日一样拼命地干活儿，搞得很累，又受了些风寒。今天是星期六，按以往
规矩，晚上本该休息，何况盖中队长下的动员令说的就是“自愿”参加，所以他
就老老实实呆在宿舍里“自愿”睡觉。那料到“蒙头房中睡，祸从天上来”！一
群凶神恶煞迎面向他扑来，他见势头不对，两臂又被几个大汉抓住，动弹不得，
连什么事儿都还没搞清楚，忙说：“我认罪！我认罪！”
早已打上了瘾的这伙儿人岂肯饶过他？二话没有，上前就是一顿皮带木棍，
不知是谁一棍子打在他额角上，顿时鼓起一个青紫色的充血肿块。史镇华的大声
叫喊，立刻盖住了王继俊的哀嚎呻吟。打手们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
睡觉！我叫你睡觉！”
这时候又有人喊：“还有黄克疆，今晚上跑哪儿去了？”
打手们纷纷附和：“对，对，还有黄克疆，他也没参加会！”
“这小子一贯反对毛主席！”
“找他去！”
“把他抓来！”
于指导员以前在一次会上透露：黄克疆曾向指导员说过，他对毛主席的某一
段语录有不同意见，不但说说而已，还真事儿似的的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队部
代转中央。至于内容，指导员没有说，他也从来不在下面散布，因而无人知晓。
几个人分头去找，很快都回来说：“这小子跑了！”
“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抓回来好好儿收拾他！”
刘佛生、王癞皮，另外还有几个人赶紧上队部汇报这个新情况，暂时放过了
王继俊和史镇华。
盖中队长很快来了，满脸惊恐的黄克疆跟在他身旁，后面是几个“积极分子”，
向大家解释：“原来这小子跑到队部去了。”
盖中队长咳了一声，打手们立刻安静下来，只等一个暗示，他们就又可以过
足打人的瘾了。然而盖中队长心里明白：逮捕黄克疆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万一
打伤打残，不好向上面交代。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气说：“都回去吧，时间不早
了，明天还要出工。”
他只叫两个宣传员留下，其他的人纷纷走出“俱乐部”。路灯似明似暗地亮
着，勉强能看见地面。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嗖嗖地吹，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
有弥漫四周无孔不入的寒气，冷到了人们心里，直到走回宿舍，也没有人说话，
都默默地脱衣，默默地上床。后来有个人低声问“山羊”：“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过了。”
然后又是沉寂，死一般的沉寂，简直像一座坟墓。往日这时候早应该有的此
起彼伏的呼噜声，没有了。王继俊的呻吟声，却听得格外清楚。还有不知是谁的
一丝轻微呼吸声，偶尔也有很轻的翻身的声音。但在这出奇的静寂中，细微的响
动，都像狂风、闷雷似的，响得惊人。
我突然涌现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吸烟的欲望，虽然我从来不会吸烟。我不知
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念头，而且这么强烈。也许我需要的不是烟而是烟
雾，它可以遮盖那一幕幕显现在眼前的惨剧，使它不那么清晰逼人吧？
这是真事儿吗？真的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过吗？
这个漆黑的夜晚，在北京，有多少人遍体鳞伤，在痛苦地呻吟，还有多少人
被极度
的恐怖吓疯？……
王玉琦、郭允德，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无法想下
去，我觉得我的神经已经疲倦了，麻木了，不能正常运转了。
啊！一双双血淋淋的魔爪伸出……
一根根皮带在舞动……
一张张惊恐的脸闪过……
一条条青紫的伤痕凸现……
是幻觉，是现实，是恶梦？
我睡不着，也不能睡着。此刻也许会有一些“不愿睡着的人”，如果我在梦
中惊呼，他准会听见；如果我的叹息或频频翻身被他发现，盖中队长很快就会知
道──他也许会微笑，也许会冷笑，也许会大笑，笑得让我牙齿打战。
一夜过去，天快要亮了，我才有几分迷迷糊糊，但恐怖感一直紧跟着我。
我记得，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三余庄不寻常的一个周末。
头昏脑胀地迎来一个新的早晨，看见组内其他人也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
采的样子，大约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好，我想。
去伙房买饭，门口竖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贴着大白纸，赫然几个大字：
昨晚向反改造分子发起总攻击，获得巨大胜利！！！
买饭回来，正碰上几个打手从宿舍旁边的医务室出来，有的手腕上贴着胶布，
有的手上涂着药水。他们“总攻击”时用力过猛，扭伤了筋，这是缺乏经验的打
手“光荣负伤”了。
干活儿的地方就在宿舍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家不声不响地走着，到了
地头，又不声不响地散开。往日，在出工路上，总有些人闲得无聊在叽叽喳喳地
说话，或争论某一个问题以排遣心中的寂寞，或互相取笑以寻求苦中作乐，但今
天只有沉寂了。
抬头望天，天还是深深的铅灰色，像倒扣的锅底。
低头看地，地还是那样浑浑噩噩，没有知觉。
王玉琦和郭允德，也都出来了，远远掉在队伍后面。他们想不出来也不行。
他俩每人身边都紧贴着两个人，因为相距太远，看不清是挟持着还是搀扶着，只
见俩人一瘸一拐地踉跄而行。
分给他俩干的活儿，就是在草堆上躺着。脸部已肿得变形，几乎看不出本来
面目，身上脸上都没有纱布绷带之类。我干活儿的地方离他们很远，但是还能清
楚地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社会上红卫兵毒打阶级敌人不叫毒打而叫“采取了革
命行动”，或者在“批斗”一词前加上“狠狠地”三字以别于一般批斗。三余庄
的“积极分子”们鞭打“反改造分子”也从不说“打”，而是说“帮助”或“端
正态度”。既然没有打，又何来的伤呢？被“帮助”的人自然没有理由上医务室
包扎或在宿舍里养伤。他们只能照常出工，哪怕是躺在草堆上呢，总算是“出工”
了。
城里被打伤打残的牛鬼蛇神，医院不是都“奉命”或自觉拒收，任其在死亡
线上自行挣扎吗？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必须坚决批判！
不久之后又听说，就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是就业人员的一中队，也开始了类
似的批斗会，毒打了一个闹翻案的摘帽右派白多明，据说打得比三余庄还厉害。
这个白多明，是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美学的留学生，也是从三余庄解教、摘帽后
“出去”的；而策划指挥这一场毒打的，就是在三余庄当过小队长、后来荣升为
一中队副指导员的阎麻子。
这两处的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先“串联”好了的？也许这是个永远的秘
密了。
开“斗鬼大会”时于指导员不在三余庄，据说是外出开会去了。他回来不久，
就宣布教养队大搬家，我们终于离开住了五年的三余庄，搬到原来的劳改大队、
即一大队的大院子里。大院儿里原来的犯人已经全部调走，统统换成了就业人员，
只有那高高的围墙和已经没有哨兵守卫的岗楼，依然每天对进进出出的就业人员
显示往日的威风。
我们这批劳教右派住在大院儿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与就业中队之间砌有隔
墙，真是院中有院，墙内有墙。这个小院儿，就是我们新的栖身之地。小院儿门
口有值班员把守，收工时进了大院儿门再进小院儿门，门禁比以前森严多了。
搬家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就实行军管了。军管以后第一件大事，是召开逮捕
大会，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队也有三名：一个是躲过了“俱乐部”毒
打的黄克疆；一个是在禁闭室墙上乱涂乱写、“恶毒咒骂”红卫兵的李定一；还
有一个是平时不言不
语的邢劲松。──这个邢松劲，六五年在小组会上，就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
发言，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只是调门还没有“文革”时
期那么高。他却居
然发言说：“自古读书要读百家之书，不能只读一家之书。”队部要他把自
己的观点写成材料，他也傻呵呵地立刻照办。召开逮捕大会之前，有人得到风声，
劝他赶紧逃跑，他不但不跑，还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邢劲松被逮捕以后，被押往山西听候处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后，他又随同
一大批“恶攻”要犯押回北京。这些人都是准备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的。只因
为人数太多，要分批执行，还没有轮到他，就发生了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事件，
枪毙一下子改成释放，他才幸免一死。──这是后话。
这次没有抓郭允德。我还猜想：也许队部会本着“打了不罚”的精神放过他，
可是到了1968年，当局还是按原定计划把他弄上小汽车，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
息了。
该抓的抓了，不够逮捕资格的还得继续批斗，名单可以排一长串：老牌“反
改造分子”曹克强；一贯坚持反对武斗的缪光谦；闹翻案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刘
少奇的原“积极分子”谢自愚……其中还有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的王玉琦。
这次斗王玉琦的起因很简单：部队给每个劳教右派──包括挨打的“反改造
分子”在内──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挂黑牌而戴像章，本来是对正在服罪改
造的右派以极大关怀，北京城里的右派如果知道了，一定会羡慕得要死。不过那
时候像章热刚兴起，像章不大，做工也比较粗糙。王玉琦看了说：“远看像颗铜
扣子似的。”这句话成了不大不小的“新罪状”。按惯例批斗要联系他过去的罪
行，于指导员在会上说：“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开会打了你，
你就心还不满……”
既然提到那件事，主持其事的盖中队长觉得有必要公开谈谈他的看法。他认
为责任全在挨打者身上：“我们本来不想打你，但是你一定要打（？），我们也
只好奉陪，给你捧捧场，不捧场好像不合适……。”
奇怪的是，这次对他的批斗却很平和，连“喷气式”也没有用。而对其他
“反改造分子”则没有那么客气。但也只是充分发挥“喷气式”的威力，并未重
演“俱乐部”那一幕。据说这是因为于指导员回来“主政”了，而于指导员是反
对“武斗”的云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批斗的人个个态度恶劣，公然顽抗。
曹克强一如既往，依旧坚持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虽不像以前挨斗那样
高呼：“这事情竟发生在六十年代！”但仍然死不低头，又一次被送进禁闭室。
缪光谦是个大滑头，采取的是“小丑”式的“诙谐战术”。他一上台，“积
极分子”就请他坐“喷气式”，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这是桃园经验！这是桃
园经验！”“积极分子”发言，他又不间断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
思想万岁！”弄得发言者说不下去。于指导员踢了他几脚，叫他闭嘴，他又喊：
“过去我犯错误你不踢我，现在我喊‘毛主席万岁’，你就踢我了。”弄得指导
员也不好再踢，只得由他去，结果会开得一塌糊涂。
谢自愚在俱乐部打人立功以后，就以“造反派”自居，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
对刘少奇，应该是“革命左派”。指导员说他闹翻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就
说：“你先前不是还表扬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他后来被关进禁闭室，
又从禁闭室里提出来批斗，指导员刚说了一句：“今天开会批斗反改造分子谢自
愚，……”话还未说完，他就喊：“大家不要听他乱说，昨天《红旗》杂志编辑
部已经派人来看我，要为我翻案。”“积极分子”们听了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又
犯了攻击“革命造反派”的大罪，会场空气
顿时紧张起来。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指导员才说：“来人了解确有其事，
但只是了解情况，不等于为他翻案。你们继续发言，有问题我承担责任。”会才
得以继续开下去，但气势大减，匆匆了事。
谢自愚后来出了禁闭室，案也没有翻成，但他仍以“劳教所里的革命左派”
自居，时刻不忘表明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到“斗鬼大会”，他说：“我
认为郭允德出身贫农，不会反对毛主席，所以那夜晚我只打王玉琦一个人，对郭
允德我没有碰他一指头。”
时刻不忘表现自己的范光东，又有他的一套，他对我说：“对俱乐部那件事，
我分析队部现在的态度是：不能说打错了，但也不提倡，以后也不再搞了。你以
后发言如果涉及此事，要掌握这么个火候。”后来斗争其他“反改造分子”，他
总是把喷气式搞到极端程度，好给队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以此沾沾自喜，作为
傲视其他“积极分子”的本钱，说别人不能像那样做到“刺刀见红”！
“斗鬼大会”的主持人刘佛生则不同，他从不提此事。他知道队部对他的
“表现”了然于心，不用像范光东那样念念不忘。有一天，“反改造分子”章亚
航悄悄儿对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是我从地上捡来的。”说完从怀里取出一
张纸，我接过来一看，是
从日记本上掉下来的一页，一看笔迹就认得出是刘佛生写的，内容大意是：
“昨晚开了斗争王玉琦、郭允德的大会，大反多年来对反改造分子的姑息迁就，
大反了斗争中的温情主义，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改造气焰，真是好得很！”
打手们既然是对反改造分子敢于“刺刀见红”的英雄，理当论功行赏，至少
也应该将今日毒打之功，折当年右派之罪才是。可是这“赏”却姗姗来迟。绝大
多数打手──不论是表态型的还是残忍型的──都有足够的耐心，相信队部对他
们在“俱乐部”的立功表现，尽管嘴上不说，但必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极个
别的人，如袁庆全（本是北京某砖瓦厂的工作人员），则耐心不足，功败垂成。
他在“俱乐部”之夜也曾挥棍猛击，颇受队部赏识，后来委以“值班”重任，不
出工专司门卫之责。但他觉得老不解教摘帽，未免功大赏小，似乎靠政府有点儿
靠不住，不如脚踏两头船为是，于是又主动找一些“反改造分子”联络感情，对
他们说：“队部对我还比较信任，你们要搞‘秘密集会’的话，可以在值班室里
进行，我这里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个点。”
六九年右派队撤销、人员分发之际，他的两面派被揭发出来，结果虽然从宽
处理，毕竟只能解教而不给他摘帽，并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不
过此人生存能力极强，不但对反改造分子曹克强、王玉琦等人赞不绝口，好像他
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似的，而且在王庄十年，外逃五载，利用十元钱
一大瓶的兽用性激素，配置“祖传秘方神药”，居然成为“神医”，在张北一带
（当地生活困苦，男性中患性无力者颇多）专治“阳痿早泄、举而不坚”之类的
性功能病，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子过得满不错。——此事是他被抓回来后自
己当众交代的，在王庄几乎尽人皆知。
值得一提的是周成雨，他属于纯粹的“表态型”。事后他发表高论：“我打
他们是很轻的，如果我不打，我站的位置就要被另一个人所占，就会打得很凶。
我站在那里别人就无法靠近，实际上起了保护他们的作用。”
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为代价，既保护了挨打者，又表现了自己的“积极”，
这个账应该怎么算呢？
再看看另外一方面。
蔡辉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最可爱的人”，他后来对我说：“俱乐部
那晚上，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看见打人会打成这样。原来我和董立私人感情不
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不知道人家对他的反感，还来问我为什么跟
他疏远呢。”
“山羊”和杨学东吵架，当着许多人的面，“山羊”指着杨学东的鼻子说：
“你在俱乐部用大棍子打人；许你用大棍子打人，就不许别人打你吗？”杨学东
支吾其词，不敢回答。
张志华在工地向武三蛋借工具，武三蛋有不允之意，张志华就以此为由，突
然打了武三蛋一拳，武三蛋猝不及防，连连退让，张志华穷追不舍，后来被人拉
开，但武三蛋已经挨了好几拳。事后我问张志华：“你从来不跟人打架，今天为
何如此反常？”他说：“我哪里是为工具的事，这小子在俱乐部打人是最狠的一
个，下手特别毒。我打他就是为了这个，借工具不过是借口。”
张志华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四年级学生，文笔在三余庄堪称一流，许多人都
说：他不文笔，比起许多“著名作家”来，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个同班
的女同学，上海人，是个大资本家的女儿，也是个右派，是按“退学自谋生路”
处理的。回上海后，还时常通过“地下渠道”给他来信，估计是他的恋人。她那
文笔，可比他还高一筹。后来当然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了。他本来是二小队
的小队长，不知为什么忽然逃跑了，仅靠一水壶从火石厂廉价买来长短不一的
“下脚料”火石，在新疆逛了大半年，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流浪到江南，
终于在杭州“落网”。因其“主动认罪”，态度好加上检讨书写得好，既没有关
禁闭，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只不过把他的小队长抹下去就算了。看起来，能
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进了劳改队，也不吃亏的。后来他写了一部逃亡新疆的回
忆录，但被别人检举，终于作为“罪证”被队部没收了。落实政策以后，从维熙
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他曾经有一篇小说寄来，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部回忆
录的二稿，但被从维熙所否定了。从此他看穿了世态炎凉，不想当作家了，只热
衷于追求“财色”二字。好在他有“两手空空跑遍中国”的本事，干起贩运走私
物品来，倒也能够驾轻车而就熟路。八○年，他提着一旅行包走私的手表和电子
计算器，带着一个不是他老婆的女人，到北京来跑单帮，住在王玉琦家里，东西
却寄放在从维熙家中。结果事情败露，“赃物”被公安局搜走，连从维熙也吃了
挂落（此事曾上过《北京日报》）。他说：做走私生意，哪怕十次中有九次失败，
只有一次成功，也有钱可赚，何况跑十次买卖失败九次的可能性终究比较小，所
以他也就乐此不疲了。
他有这样好的文笔，却没走上中国文坛，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不
过这也是右派中的另一种类形。人各有志嘛。
三年之后，在紧急战备疏散前夕，对我们队一般的劳改右派全都“落实了政
策”。打手们除了谢自愚、袁庆全外，全都解教摘帽，“荣归故里”。但对“反
改造分子”，则各有千秋。善于检讨的杨路不仅免于逮捕，还解除教养，只保留
“右”帽。挨过打的除了郭允德已被抓走之外，都和其它“反改造分子”一样，
或押到原籍省份的劳改农场，或戴帽到农村插队，接受群众专政。我写的那首诗，
可能不宜开会公开批判，但无疑是
挂在账上了，我因之而被押到四川省西部二郎山脚下的一所劳改农场，继续
我的改造生涯。直到1978年，我才成了最后一批摘帽者。
年华已逝，往事如磐。1984年我有所感触，又写了一首诗。
遗 忘
一切都被遗忘了。
人们把一切都忘了。
渐渐地、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忘了。
应该忘记的，人们忘了或者没有忘，
那些不该忘的，
那些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们总是偏偏把它忘了。
也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回到京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的“反改造分子”陈
端昭碰见了当年“俱乐部之夜”打手之一的张凯元，张已经相当苍老了。一见面，
没有寒暄，张凯元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当年，我的那些都是假的！”
“你那不是假的，你打人是真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现在才是假的！”
会面就此结束。
说得真好。你现在才是假的！
这个张凯元，平反改正以后，似乎已经得了神经病，经常站在大街上骂共产
党和毛泽东，公然诅咒共产党的天下早日完蛋：“六四事件”中，还公开发表演
说。也许是改革开放，政治空气变了，也许因为他年事已老，不过是个棺材瓤子，
官方居然也充耳不闻，任其漫骂。要是倒退三十年，恐怕划他十个右派，也足足
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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