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扩大“积极分子队伍”

    “拔白旗运动”期间，又从别的劳改单位陆续调来了三十六个同是三年教养
期到期未曾解教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前，我们只以为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各劳
改队的右派都已经在1962年集中到三余庄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漏网
之鱼”！于是，三余庄的“七十二贤”变成了“一百单八将”，一场腥风血雨的
连台好戏，就要在这里演出了。

    三余庄原来的七十多人，反改造情绪高涨，抱团儿抱得很紧，积极分子太少，
运动开展不起来，这些情况，队部其实也很明白，只是力量不足，无法改变罢了。
这一回从外地又调来三十多个人，趁他们刚刚来到，不了解情况，与原有人员也
不熟，队部计划要在这些人中发现“新生力量”，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
些人一到，队部就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动员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要积极投入
火热的斗争中去，暗示运动过后，政府将根据各人的表现好坏重新处理。

    新来的这些人中，确实有几个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们一切从个人利益
出发，过去靠努力劳动应得而未得到的东西，如今想通过运动，重新争取，想趁
三余庄“老号儿”们意志消沉、思想抵触、有抗拒改造情绪的“大好时机”好好
儿表现一番，以求在教养所这口深水井中觅得一个“干松”的庇护所。尽管他们
事实上已经居于亿万人之下，却以为还有可能成为“百人之上”，一旦政府开恩
放人，自己就有可能成为“首选者”。他们不了解政策只能由中央制订，如果能
放，绝不会只留一个，如果不能放，也绝不会只放他一个人。可惜这样的话没人
能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想不到。

    简单地说，队部还果然在这些新来的人中发现了几个“生力军”。在这些新
上任的“积极分子”们积极配合之下，带动了已经处于疲惫状态的“老积极分子”，
“拔白旗运动”立刻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开始遭殃
了。

    首当其冲的是朱维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教授、著名画家）。他原来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西洋名画欣赏课的教师，工于油画和素描。他母亲是个留美
又留法的大律师，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里蹬缝纫机，替里弄办的缝纫
部加工小孩儿围嘴儿，两个妹妹，一个弹钢琴，一个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是“一家子全不务正业”。他自己从小由法国保姆带大，没上小学就能说一
口流利的法语。划了右派以后，本来并不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递了三份出国
申请书、交了十五元人民币，要到法国去开个人画展，公安局才把他“请”了进
来，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教养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他是“三余庄八大怪”之一，每
逢星期假日，他身穿破大衣，腰里系一根草绳，在背风向阳的墙角一靠，津津有
味地读着巴尔扎克原文版小说。“积极分子们”指责他和思想极端抵触但却沉默
寡言、不论大会小会从来一言不发的电气工程师王京结成了“联盟”，是抗拒改
造的典型，多次进行批判，还把他在劳动工地上画的速写也拿出来作为“罪证”
展览。

    接着挨斗的是曹克强（落实政策后出任河北省清河县第二中学地理教师，因
被毒打落下了癫痫后遗症，1994年发病时身边无人照顾而死去）。他是北京师范
大学地理系学生，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本人长得其黑无比，戴一副白框
的深度近视眼镜，外号人称“黑皮”。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消极混泡，干什么活儿
都磨洋工，从来都完成不了劳动定额，但是一到工地，干了不到十几分钟，就脱
光了衣服，满脑袋油汗，装出一副干得十分卖力又十分狼狈的样子，谁看了也无
法说他没出力气。斗争会上，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辩论，弄到后来连队长也没有
办法了，只好把他送进一天只喝两碗玉米面稀粥的禁闭室，用“饥饿疗法”来治
他的“顽固症”。

    接着进禁闭室的，是被队部认定“言论反动到够枪毙的程度却又极善于检讨”
的杨路，以及被阎麻子定性为“专门在背后策划鼓动、煽风点火、特别阴险的黑
帮头子”赵筠秋（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落实政策后回北京日报社工作，
现已退休）。

    还有一个李泰伦，四川成都人，教养前是北京九中的语文老师，父亲是国民
党的川军少将，还是个袍哥大爷，尽管解放前夕奉命组织过民革地下武装，配合
解放大军解放川西，但是解放后仍作为“叛匪”镇压了。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
仇”，反改造情绪特别嚣张，写了许多“反动诗”。被谢自愚等“积极分子”揭
发以后，又拒不承认，被关进禁闭室后进行“绝食斗争”，饿着肚子大唱革命歌
曲，大呼“毛主席万岁”，以禁闭室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为由，要求增加放风时
间，表现得相当突出。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弱得连路都不会走了。落实政策后工
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北京市劲松五中副校长。

    在无数“蹲小号儿”的人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定一（本是一名兽医，“文
革”中被捕，下落不明，有传说已经被“镇压”）这位老兄。因为别人进禁闭室
都是因为“反动言论”，独有他是因为“打击报复”造成“伤害”关进去的。

    那时候正值“龙口夺粮”的麦收大忙季节，日夜苦战，白天晾晒，夜间脱粒，
人人都忙得连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一夜，李定一在场院脱粒。这活儿，是人
跟机器比速度，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得跟着机器转，谁也别想偷懒，
只要一个人或一个环节稍许迟缓一下，就会供不上料。李定一白天干了一天活儿，
晚上接着上夜班，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借口大便，到厕所去蹲着抽口烟，喘
口气儿。

    脱粒机前面少了一个人，供料登时紧张起来，干活儿的人负担增加了。人称
“宋老二”的生产组长宋有余见李定一上厕所一去不回，就去找他。进厕所一看，
见他还在那里蹲着悠哉游哉地抽烟，就说他有意磨洋工。李定一当然不服，顶撞
了几句，宋老二火儿了，不跟他多啰嗦，挥手就给了他两拳，要他赶紧回到岗位
上去。

    李定一挨了打，本想还手，转念一想，队长多次讲过：别人打你，要向队长
报告，由队长处理，不要还手，不然，就变成打架斗殴，双方都没理了。于是他
出了厕所，没上脱粒机，却跑到队长那里去告状，要求队长伸张正义，为他作主。

    队长正在指挥脱粒，也忙得一脑袋热汗，刚听他说了几句，就不耐烦了，斥
责他不该停下生产来纠缠这些鸡毛蒜皮，命令他立刻回到脱粒机前面去干活儿。

    李定一挨了一顿打又吃了一通批评，回到脱粒机前，越想越有气，绝不能无
缘无故地白白挨打。正好宋老二就在他前面，他一时按捺不住，就用麦叉子狠狠
地给了宋老二一下。宋老二猝不及防，一声惊叫，伤并不重，却震动了全场，纷
纷停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看热闹。队长闻讯赶来，先吆喝着让大家继续干活儿，
一面吩咐宋老二到医务室去上药，一面立刻派人把李定一送到设在一大队的禁闭
室去反省。──这一来，李定一倒可以真的躺倒不干了。

    宋老二的伤并不重，第二天还是照常出工。像这种小小的“伤害”，队长为
了杀一儆百，虽然把李定一送进了小号，但只要他肯应付性地写一份检讨，特别
是在麦收大忙季节中，人手紧张，不难很快就放出来。偏偏李定一是个认死理儿
的“杠头”，咬住了是宋老二先打的他，队长又不给他作主，所以他才“以牙还
牙”的。他拒不检讨，队长也没台阶好下，总不能承认自己关错，于是倒楣的李
定一，尽管躲过了大忙季节的黑白班连轴儿转，却躲不过一天只喝两碗棒子面粥
的命运，而且没想到后来还有更好吃的果子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