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积极分子”与“反改造分子”

    这期间，七中队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定期三年尚未解除的教养分子只
剩下了“七十二贤”，只不过以前一个小队的人数，就把原来由教养分子担任的
小队长统统撤销，合并为一个小队，由干部担任小队长，下分若干个小组，每组
设两个组长，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学习。同时从二大队调一部分就业人员来，编
为一个“就业小队”，住在“教养小队”的后院儿，干活儿分开，但在一个食堂
买饭吃。

    中队部也有了变化：董干事先撤回场部去，接着高指导员也调走了。但他不
是“另有高就”，而是先被调到二大队一中队去当中队长，不久又被调到场部大
仓库去管物资，明明是“降级使用”。武队长被调到顺义砖厂去当厂长，表面上
看起来是“高升”了，实际上那是个极小的劳改单位，地方又偏僻，谁都不愿意
去当这个官儿。

    新调来的指导员姓郝，一只假眼珠，年纪已经五十开外，看样子是个老干部。
单从人品上说，他作风正派，对党忠心耿耿，提倡艰苦朴素，处处以身作则，应
该说，绝对是个好干部。

    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两名复员军人，一个姓阎名进财，是个大麻子，在部
队里虽然只是个班长，但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受到过林彪接见
的。因为他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所以他的分工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做政治思想工作，
经常在出工的时候把某个人找去个别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说实话，要讲文化水平，随便拉出一个人来，恐怕都比这个大兵班长读的书
多，他所能作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想而知。

    有个叫郭东海的，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恶作剧的行家，调
皮捣蛋的干将。他发现与队长谈话是一个逃避劳动的好机会，就三天两头借口有
思想问题想不通，在出工的时间主动找阎队长个别谈话。大冬天的，他穿上棉大
衣、捂着棉帽子，坐在背风向阳的斜坡地上诚诚恳恳地请求阎队长开导。他的问
题也实在多，一个解决了又出来一个。阎队长的修养也实在好，总是耐心地分析、
苦口婆心地帮助，不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不算完。一个冬天下来，郭东海没干几天
活儿，满心欢喜；阎队长因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久就调到一中队去当上了
副指导员，也是满心欢喜。

    另一个姓曾，河南人，大伙儿都管他叫“傻曾”。为什么叫他“傻曾”呢？
第一，

    因为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行动迟缓，说话也慢吞吞、轻轻声的，不像个军
人。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有人半夜里借上厕所的
机会逃跑。其实，这些“右派分子”们谁也不想跑，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
实施严格的户口和居住管理制度，随后又实行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由户口所
在的粮店配发当月有效的地方粮票；没有户口粮食的“黑人”，哪儿也藏不住身
子，更没有饭吃。只有盗匪和小偷儿能够跑出去“闯荡江湖”，但那也是过一天
算一天，或早或晚还是要被抓回来的。三余庄的右派分子们如果要跑，就是十个
傻曾也看不住。第二，他老家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
看看天安门，他却想借此机会考验考验姑娘是不是艰苦朴素，一大早的从食堂买
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尽管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两个
人愣是不坐，三十多里路上午走了去，在天安门广场吃了馒头，下午又走了回来。
他这样一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搞对象的事儿自然也吹了灯。他却说：“这样
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

    这些干部，尽管各有个性，但就个人品质来说，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比现在
这些只知道贪污腐化、只知道“向钱看”的干部强百倍。当时如果让他们去带兵，
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作“政治思想工作？，也许都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
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真正的政治修养，根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与心态，
在三余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单凭”对党忠心“是断然不够的。他们的好心与”忠心“，往往办了坏事、铸成
了大错。在他们看来明明是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却恰恰是牛蹄子两
掰着，错到姥姥家里去了。谭天荣的被”延长教养期“，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典型
的例子。

    谭天荣，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四年级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
之一，现在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已经退休。我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
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
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
斯理儿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
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
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样“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好学精神。好学
的人在三余庄并不少，像陈海铨，工人出身的北师大历史系学生，一有空闲，不
是捧着《盐铁论》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就是拿着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
罪》大声朗读。还有个吴越，是个研究语文的学者，曾任《光明日报·文字改革》
专刊的编辑，而且是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他身陷囹圄，还孜孜不倦地
在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进行浙南某方言的研究，甚至在紧张的劳动间
歇，也要拿出用旧书裁成的卡片来“排序”。这些人，研究的是他们的“本行业
务”，倒也不足为怪，怪的是谭天荣不是在钻研他的物理学，而是天天捧着一部
《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揣摩。只要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就知道他有一定的政
治修养，并不是只会夸夸其谈地背两句“否定之否定”教条的人。

    事情出在讨论读报上。那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
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发表了观感，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只要四分
钱，就能买一斤，而在苏联，是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的。当时的货币比价，
一个卢布等于人民币两元、美金四元。读报之后，具有杨修性格的谭天荣发言了，
他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卖四块钱一斤，中
国农民就富了。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越大，农民越穷，这是常识。
但是文化不高的管劳改的干部虽然读过《毛泽东选集》，可没读过《政治经济学》，
看了小组讨论记录，听了学习小组长的汇报，晚上点名，就说谭天荣“眼看着中
国的西红柿便宜有气”，硬给揞上了一个“右派本质不改”的罪名。谭天荣当然
不服，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又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进行辩解。尽管他的“答辩”与
会者大都能听懂，但是有的采取“明哲保身”态度，不置可否；有的明知他的论
点正确，但为了表示自己靠拢政府，也昧着良心与队长持同样的观点，用“歪理”
来进行“批驳”。当然也确实还有少部分“糊涂车子右派”是没什么文化的，是
“混杂在右派队伍中”的“半文盲”，他们有的是学徒出身的商店经理，有的是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教员，从“货物总是便宜的好”的简单认识出发，
也“自以为有理”，居然头头是道地批判起来。于是谭天荣越辩论“问题”越多，
又不肯投降，最后队部认定他“坚持反动立场”，是“拒绝改造”的典型，经上
级批准，在一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和另三名“反改造”的大学生右派陈海铨、宗
国才、郭远年一起被宣布延长教养期一年，并在不久之后就用小吉普送走了。当
时大家只知道他已经“荣升”，至于究竟送到了哪里去，公安局办事不论巨细一
向保密，我们这些人当然谁也不可能知道。直到1965年，谭天荣他们四人又与另
外三十二名分散在各劳改单位一直未摘帽的右派一起集中到三余庄来“归队”，
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去的。

    谭天荣的“升迁”，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据说他有一本笔记本被积极分
子偷走并上交队部，场部干事为此找他谈话多次。由于此事没有公开批判，具体
内容我们不大清楚。可是在学生右派中，像他那样能够被周恩来多次提及，为蒋
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大总统所知晓，又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赞扬的，终究是
少数。他这个知名度最大的学生右派先期荣升，应该是一种“风云突变”的先兆。
但当时能够作如是观的明眼者并不多，八成以上的人依旧相信政府正在“办手续”，
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天开眼”上。

    “手续”一办就是遥遥无期，只“办”下李喜兰等三个人来。这期间，阎队
长倒是说过“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这样的话。但是他的官儿太小，许
这种不负责任的愿，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最多也不过作为笑话听听而已。等到阎
队长荣升以后，队长们不再唱“正在办手续”的调调儿，更没人来许“有好事儿”
的愿，而是换了一副面孔，统一了口径，强调的是“你们还没有改造好”。明眼
者开始怀疑政策有变，因为这句话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第一，定期两年半以内的
人，怎么就都“走”了呢（其实不过是把铺盖搬到了另一个中队去，教养分子变
成了“强制就业人员”而已）？难道这样巧，他们全都改造好了，我们就全都没
改造好？第二，现在可不是劳动教养的草创时期，不再说“谁改造好了谁走人”
这样的话，而是每人都有一个法定的“教养期”，即便“没有改造好”，右派帽
子可以不摘，“解教”手续却不能不办。不然，就是执法机关违法了。

    超过了“解教期”进入了“无期”的“右派分子”们，逐渐滋生的茫然、苦
闷、不满、焦急情绪与日俱增。一部分人渐渐“觉醒”，放弃了通过“正常改造
渠道”求得“光明前途”的念头，不再抱任何幻想，公开发泄不满情绪而不顾其
后果。例如杨路（原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大学期间
就在国外的数学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现在是四川社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著名数学家）就公开地说：“我认为‘右派分子’想通过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队伍
中去，就像蚂蚁不论在地球上怎样爬，永远也爬不到太阳上去一样。”另一部分
人数量比较多，他们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下，不取得“解教摘帽”的合法手续，跑到哪里都一样。他们出于无可奈何，只
能逆来顺受，继续循规蹈矩地一步步走那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完、也许永远走不到
尽头的“改造之路”。还有一部分人，也许是真相信队长说的“你们还没改造好”

    的评语，总想用自己的“良好表现”来取得政府的信任，从而先于众人离开
三余庄的恩宠；也许队长有过“你们的表现比较积极”的评语，鼓励过他们继续
努力，不要功亏一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总之是这一小部分人以“积极
分子”自居，想采用“踏在别人的肩膀上爬出去”的战术，来求得自身的“解放”
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右派分子”
中间，依旧可分左中右三种人。极“左”的，队部称为“积极分子”；极“右”
的，队部称为“反改造分子”。当然，极“左”的“积极分子”是少数，极“右”
的“反改造分子”也是少数，多数人总是处于中间状态。

    不论是左是右抑或是中间派，大家所最最关心的，都是“前途”问题，都热
衷于打听、传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何变化的小道儿
消息。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主要是以前陆续解除教养在别的中队就业的“摘帽右
派”们；此外，住在后院儿的“就业小队”虽然大都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老反
革命”，但是处的时间长了，彼此混得不错，居然也有人跟他们交上了朋友，有
了“共同语言”。所不同的是：“反改造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是用来
琢磨、研究自己的出路，“积极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除了自己心里
琢磨之外，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拿到队部去，以出卖“同类”来换取政府的更
加信任。

    那时候，当局为了缓和“右派分子”们“过了教养期不解除”所造成的不满
情绪，实行了一条“土政策”：只要表现良好，不犯错误，家在北京市的，允许
每月回家一次；家在外地的，允许家属前来探亲，队部提供简陋的住处。这样，
可就大大增加了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了。

    小道儿消息综合起来，不外乎如下几条：

    “团河农场的京剧团被大兴县看中了，点着名儿要。弄得不好，恐怕要连团
河农场一起接管。”

    “社会上的右派，根据‘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原来是由统战
部门管的，现在统统交给公安部门管，和地富反坏同样对待了。”

    “农村在开展‘四清运动’，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交待问题，哪儿都有
‘四不清干部’。”

    “关于右派问题，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公安部门只好暂时‘维持现状’，
即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已经摘帽的，就算了；没摘的，暂时不再摘。一切等待
中央的决定处理。”

    小道儿消息，特点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是姑妄言之，姑
妄听之而已。不过人人心里都明白：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出路与前途，凶多吉少！

    不久，团河农场也开始搞起“四清运动”来。运动主要在干部中间开展，对
于就业人员和教养人员，则进行另一种“教育”，名之曰“拔白旗运动”。

    所谓“拔白旗运动”，就是在“三类人员”也就是犯人（包括少年犯）、教
养人员、就业人员（包括“少年职工”，也就是刑满释放的少年犯）中开展的一
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质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
发动“左派积极分子”揭发检举打击少数的“右派反改造分子”，争取最大多数
的中间分子，求得在劳改单位的相对安定。其中当然也包括动员“反改造分子”
们主动坦白、投降起义。

    这个运动在别的部门进行得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仅就七中队的教养小队而
言，战果并不辉煌。因为这一批人长的已经在公安局呆了七八年，像我这样的
“后进分子”，也已经呆了五年多，经过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各样的运动，也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体

    会得最深刻的一条，就是“坦白”必然“从严”，知道历次运动，向来都是
前紧后松，开始的时候雷厉风行，似乎一场暴风雨立刻就要来临，最后大都是虎
头蛇尾，不了了之。何况这“七十二贤人”中，大多数人都对政府说话不算话、
到期不解除心怀不满，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这种“反改造”的因素。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认识，使得这一批人“抱团”抱得很紧。因此除了像刘佛生之类极少数几
个“积极分子”想在这场运动中“立功”，也曾经粉墨登场，积极检举揭发、坚
决打击斗争之外，很少有人主动坦白，更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去伤及同类。结果
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令队长们大失所望。

    这里，有必要插空介绍一下刘佛生这个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这不单因
为在以后的多本连续剧中，都是他唱的主角，而且在“人”这种动物当中，很少
有他这样厚颜无耻的，似乎也很值得“人类学家”们认真研究一下。为此，对于
这个不太光彩的人物，我没有在姓名上加以“技术处理”，而是让他以真名实姓
出来亮相。

    刘佛生本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助教，湖南人，据说父亲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后
死在监狱里。他身体单薄，一副病容，说话轻声细语，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
总是把“杜高”叫成“豆糕”，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楚楚可怜，但是心地的歹
毒、为人的阴险、个性的凶残，却与他的外貌完全相反。他可能得过肺病，原来
在病号队学习，不出工。1962年的时候，杜高也因为患有肺病，集中到三余庄以
后，一直在病号队呆着。后来队部发现杜高不但是个“著名作家”，1950年他还
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所写的战地通信，居然有两篇收在高中语文课
本里，而且还是个剧作家，曾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过专业编剧，教养前是中
国戏剧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就把他请出来当中队宣传员，每天早上帮助值班员扫
干净院子以后，就夹着铁皮喇叭筒到工地去作宣传鼓动工作，下午提前回来，把
一天中各班组及个人的“突出事迹”用黑板报的形式写出来。他出工而不干体力
劳动，不但粮食定量提高了，肚子吃饱了，身体也逐渐好起来，而且成了队部信
任的红人。刘佛生看了眼红，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走湖南同乡杜高的路，
也争取一个出工不劳动，甚至取杜高而代之。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靠拢政府”，也就是充当队部的耳目，到处搜集甚
至不惜伪造同类们的“反动言论”，向队部汇报，从而取得队部的信任，终于在
1963年年底把他从病号队里调出来，到值班室值班。

    说到值班室，这里又不得不特别交待一下。劳改队的值班室，是一个很特殊
的部门，权力很大。队长平时坐在队部，很少到教养大院儿来，所有院子里的杂
务，包括看守院子大门、清扫环境卫生、出工收工敲钟、统计出工人数、传达队
部命令、购买日用杂物、分发报纸信件、接待探亲家属、处理临时事件、照顾歇
工病号甚至帮助食堂卖饭……等等，等等，都由值班员承包。更主要的，每个值
班员也都是队长的耳目，看见某人有越轨的行动或听见某人有不妥的言论，都必
须及时向队部汇报。

    那时候，七中队值班室的两个值班员，值夜班的一个叫程志雄，安徽人，资
产阶级家庭出身。早在1950年他还在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调查
部看中，成了秘密特工人员，毕业后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翻
译兼团总支书记，真正的任务是监督部长们的一言一行，定期向中调部汇报。由
于他出身富贵人家，受过高等教育，风流倜傥，一表非俗，舞跳得也漂亮，终于
跟哪位首长的夫人勾搭成奸，这不但违犯了特工纪律，在当时“通奸”还是犯法
行为，为明暗两面所不许。总算部里看在他“工作积极”的情分上，没给严厉的
处分，而是开除党籍，一撸到底，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又从劳改处
分配到团河农场来，月工资三十六块五角。团河农场不好分配他工作，就让他到
二大队七中队来当专职的值班员。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就业
人员，这在劳改单位又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外雇职工”，在形式上不受管
制，也不参加“三类人员”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与队长们“平起平坐”。

    值日斑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吴越，他是个语文工作者，原在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从事于方言研究和汉字拼音化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所有语文研究
资料被洗劫一空，改行写小说，愣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儿写成了一部长达一百五十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落实政策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
了近七十万部，八十年代以后成为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是个好好先生，不但
跟谁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还很愿意帮助别人，自从1963年五一节进入值班室以
后，跟程志雄的关系搞得特别好。俩人合着把值班室变成了教养队的“秘密联络
站”：按规定，教养分子向外发信是要经过队部检查的，但是只要把信交给吴越，
他就能够让程志雄送到大兴县县城甚至市里去发；按规定，教养分子的家属来探
视，所带食物，不能超过一公斤，但是来访家属的登记接待工作是由吴越做的，
整口袋的食物可以先藏在值班室里，只拿出一公斤左右来装装门面，家属走了以
后，被探视的教养分子可以不慌不忙地把食物转移走。1963年11月吴越解教摘帽
以后，更其变本加厉：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只要城里有亲戚朋友，他可以在
星期日进城去帮你去取回食物来。杜高就是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一个，但他在中
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有许多“哥儿们”，吴越就常常到青艺宿舍去找那些导演、演
员们，给他背回来面包、饼干、香肠、油饼之类。北京城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只
要通知家里把钱汇给吴越，他就可以进城去帮你买到各种食物。例如外号人称
“山羊”的吴宏达（原地质学院四年级学生，现定居美国，成了国际著名的人权
运动者）之所以老有那么多吃不完的腊肉和罐头，就是吴越变的戏法。──当然，
他的服务对象，是有选择的，像刘佛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不但谢绝服务，而
且还要对他讳莫如深。

    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值班室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有刘佛生之类的积
极分子汇报到队部。队部先是找程志雄了解，程志雄的答复是“绝无此事”；接
着找吴越谈话，吴越也坚决不承认；队长就批评吴越：“值班员应该是队部的耳
目，你值了半年多班，没向队部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不是还有一些积极分子，
我们快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根据动态分析，队部快要撤换值班员了。程志雄是专职值班员，来头大，撤
不动，吴越的值班员可是队部任命的，看起来，吴越的地位岌岌可危矣。

    果不其然，不久，就以加强力量为由宣布刘佛生到值班室来值班了。总算还
好，没有立刻撤销吴越的值班员职务，而是“同时值班”。

    值班室里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什么“秘密行动”就都不能进行了。吴越与程
志雄商量，想一个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程志雄手拍胸脯：
“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不出半个月，我准让这小子滚蛋！”

    计谋当然是在暗中策划进行的。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就业职工，程志雄专值夜
班，而上夜班做早饭的炊事员只有一个人，必须由值班员帮他搭笼屉蒸窝头，所
以俩人关系也非比一般，半夜里俩人炸油饼、下面条吃是常事。这在当时多数人
还饿肚子的情况下，就算是很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候教养队买饭采用的是卡
片制：早中晚各吃几两事先登记，印在卡片上，吃一顿划一格。程志雄跟夜班炊
事员商量好：第二天早上开饭，故意忘了给刘佛生划卡片，且看他是不是来打第
二趟饭。

    罗网张好了，就等他自己往里撞。

    程志雄下了夜班，本该去睡觉的，但他要守住罗网，等待猎物。刘佛生当然
不知道有人设下了陷阱，打回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来，发现卡片上居然没划那
一道杠杠，高兴极了，来不及先吃这一份儿，拿上另一个饭盆，又去打第二份儿。
炊事员说他已经打过了，他指着手中的卡片说没打，俩人戗戗了起来，程志雄是
等在旁边的，立刻出面作证，不但指出他刚才打的一份儿还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放
着没吃完，还把他拉到队部去。人赃俱获，刘佛生就是再能说会道，也无法给自
己开脱，结果队长当时就宣布撤销刘佛生的值班员，让他搬回病号队去。

    刘佛生进值班室没几天，就被撤职。值班室这个“秘密据点”，就这样保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