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云突变迷雾起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
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1957年8 月1 日，
《劳动教养条例》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字公布的时候，“反右运动”刚刚进入高
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生产了大量的“右派分子”，于是这些“右派分子”们正
好赶上了“头一刀”。

    劳动教养开始实行的头一二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
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定。几年
来，教养单位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有许多人刚进来的时候，悔改之心强烈，
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一年两
年三年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
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教
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以清
河农场为例：五八年由教养分子在“西荒地”一口气建设起来的五八一、五八二、
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盛大”
场面再也看不见了。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清河农场大战七里海的时
候，一天要吃五顿饭，最高土方量一人能做四五十方；1960年4 月份开始，劳改
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的“野菜
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
吃又吃不饱，于是多数人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
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
年5 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
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
的教养期，则为三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当然是“最
高奖赏”：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你已经教养了
多久，一律从1961年5 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 
特别是五七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
理不讲理啊？但是身在囹圄中，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
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
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要是这以后真按照新规定认真执行，倒也罢了。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了
1964年5 月24日，好歹是个“尽头”。糟的是，由于说不明白的原因，我们中间
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年底才得到解放，终于创造
了教养十一年、改造二十二三年的“吉尼斯记录”。

    我们这一批集中到三余庄来的二百多名“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将要
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突然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我们适当的工作的。说
实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是从思想上
承认了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的。我敢保证：如果当局在这时候把我们放了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
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的。

    但是“中央政策要变”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逐渐烟消云散了。新
的小道儿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子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是因为不
合时宜，特别

    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
主张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泽东否定了，
刘少奇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于是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
短则半年，长则两年，所有的人，就都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
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曾
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
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太大的人。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明白地写着“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
因为这时候的确已经有“新政策”下来：解除教养的人，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
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

    对失业的人来说，有“就业”机会，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就业”前面
一带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就不怎么样了。不说所谓的“就业”就是从事体
力劳动，单是“三等公民”（劳改人员的家属成为二等公民）的待遇：下班后外
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被检查，没有通信自由；虽然有选举权，但指
定只能选场长或政委，不可选别人，弃权则绝对不允许，更没有被选举权，离真
正的“公民”，也还远着呢。当时的劳改单位，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
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是专政对象。“强制就业”是个什么身份，
也就不言自明了。

    接着，定期一年半、两年的也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
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一共只剩下七十二个定期三年的
“老号”，人称“七十二贤”。眼看着再过半年，三余庄就将没有“教养分子”
了。尽管解除与不解除，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但是关长了的人，哪
怕下了班请个假能到黄村小酒店去喝上一盅，能与女服务员说两句俏皮话调调情，
也是美滋滋的，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需要哇！

    定期三年的教养人员中，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有人是在统一宣布教养期
的日子之前宣布教养期的，所以三年到期的人，并不个个都是5 月24日，其中也
有个别人略早几天。例如张永贤（原北京工业学院助教，落实政策后出任延庆某
厂副厂长，并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就是1961年4 月27日在公安分局宣布的，所
以到了1964年的4 月27日，他准时解除教养了。

    到了1964年的5 月24日，这天是星期一，大家一早就都在盼望着队部通知不
出工，全体留下开会，宣布“教养中队”的胜利结束。到了七点半钟，小队长们
得到通知：到中队部去开会。其实这是每天出工之前的例行公事：由主管生产的
中队长布置劳动作业。但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与众不同”上。到了八点
钟，出工的哨子照常吹响了，小队长们“带铁锹，集合”或“带箩筐，集合”的
喊声也接连响起，各小队的人马，极不情愿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眼角嘴边挂着大
大的问号，互相看看，又带着一肚子疑虑慢吞吞地走出大门去。

    大家都觉得奇怪：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队部怎么居然没有任何解释和
说明，保持沉默呢？有那憋不住劲儿的，就趁工地休息的时候去问队长：“这三
年来，我们认罪守法，积极劳动，为什么到期了还不宣布我们解教呢？”队长的
答复是：“解教的报告早就送上去了，上面没有批下来，我们执行单位，没有批
示，也不能自作主张。说不定再过几天就会批下来的。”

    中午吃过饭以后，没有出工，值班员却通知全体带板凳到伙房后面的空地上
集合。有人以为这一下很可能是宣布全体解教摘帽了。因为来的是场部的宁干事。
但是他讲话的内容，依旧是队长在工地唱过的老调调儿：“解教的材料已经送上
去，正在办手续，希望大家安心、耐心、放心。”

    这话很可能是事实，当然也是无懈可击的。既然已经报上去，总有批下来的
一天。三跪九叩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么？已经被关傻了的人们，依旧在希望
中度日。有希望，有盼头，不是总比绝望要强不是？

    宁干事讲话以后不久，队部个别通知李喜兰、刘新民、孙本乔三人解教摘帽。
这三人，前者是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门市部营业主任，后两个都是大
学生。这一来，希望之火又在人们的心中熊熊燃起，都相信“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都以为不久之后就会一个个地解除教养的。奇怪的是：这三人以后，就到此为止，
完全打住，“手续”一办就是好几年，再也没有解除过一个人。总不能说：七十
几个人中，只有他们三人表现最好或“罪行”最轻吧？

    有个叫王玉琦的，原是钢铁研究院的干部，定期也是三年。他爱好京剧，会
弹月琴，所以他刚集中到三余庄不久，就被调到团河京剧班去了。由于剧班是从
职工、犯人和教养人员中抽调演员或票友组织起来的，不算教养单位，所以王玉
琦三年教养期满，居然准时于1964年5 月24日宣布他解除教养，连购货证什么的
都发给他了。可是三余庄的那一大批人不解除，他也不能例外，只好又把他的购
货证之类收回去，并把他也送到三余庄“归队”。

    有人自我解嘲地说：“谁叫咱们来到‘三余庄’这个‘绝地’来的呢？就冲
这地名，不是明明告诉咱们了：凡是定期‘三’年的，都要‘余’下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