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四不像”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人为地制造了552877个“右派分子”。尽管九十年
代末期把99.1％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但是“反右运动”只算“扩大化”，
并没有彻底被否定，因为据说还有五千人（占右派总数的0.9 ％）是“货真价实”
的右派，不予改正（现在则连“张罗联盟”都否定了，不知道究竟还有几个是真
正的“右派”）。因此，“反右运动”本身是绝对正确的。

    “左派”与“右派”，本来是政坛上一个常用的名词，一般说来，“左派”
指革命的、先进的一伙儿，“右派”则指保守的、落后的一伙儿。每个人在政治
上是左派还是右派，绝不是永远不不变的，有时候甚至是经常在变化着的。

    但是中国的“右派分子”，却是一个产生于新中国五十年代的新名词，至少
也是在旧概念上赋予了新意，变成了专指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向中国共产党提过尖
锐意见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就是终身享用
不尽“铁帽子”，哪怕你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无法改变你的身份
了。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陆有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属于“人民民主专政”
的对象。但是五七年产生的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其身份却有些特殊：既非经
济领域中的地主、富农，也不是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更不是违法乱纪的坏分子，
因此也是一种“四不像”，只好单划一类，称为“右派分子”。从此中国有了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通称“黑五类”。

    全国近56万右派，除了少数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知名人士”被送进“社会主
义学院”学习，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之外，其余的人，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
“不涉及刑事案件者一个不抓”的决策，分六个等级处理：最高的“行政处分”
是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最低的是只戴帽子，
免予行政处分，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

    1957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当年被戴上“右派”帽子
以后，先是在某国营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因“坚持反动立场不知悔改”，被“升
级”到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1962年10月，我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一个世
界著名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劳动，忽然全场大部分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统统集中，
被送到了团河农场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度过了漫长的、终身难忘的七个春秋。

    清河农场虽然占的是宁河县的地面，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
有人员都是北京市的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的票证。这种外省市县内的“租界”，
有一个专门的但却不一定是法定的名称，叫做“飞地”。北京市公安局所拥有的
“飞地”，除此之外，远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和西北的青海，还有许多。

    到了团河以后，我被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团河农场的最北端，也就是
现在的警官大学附近。由于这里从前有过一个小村子名叫“三余庄”，所以习惯
上大家仍都这样叫，很少有人叫七中队的。这个中队虽然隶属于二大队，但却不
种葡萄，而是种大田。在我到达之前四五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的兴凯湖、白
城子等劳改农场（也是飞地）调到茶淀农场来的“教养右派”以及北京市郊各劳
改厂矿的“教养右派”们先期集中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一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是“后找补”的。前后几批人加在一起，总数共有二百三十多人，分编为四
个小队。由于所有的“三余庄庄员”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所以当时有人戏说：这
里是“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生产单位”，此言不谬也。

    这是全农场唯一的一个“教养中队”。正因为它的“唯一性”，人员的文化
水平又相当高，最高的有大学教授，最低的也是小学教员，更主要的是当时纷纷
传说：这次集中，是中央广州会议和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
政策，经过“甄别”，要恢复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工作，因此场部对这些“右
派分子”的管理比较松，主要实行“自管”，连小队长也是我们“自己人”担任。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们这一批“劫后余生”的人尽管没在那
天天死人的“荒年”饿死，但一个个不是两腿水肿，“胖”得不行，就是皮包骨
头，瘦得不像人样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还是从车上抬下来的。第一次集合
起来到场部附近的澡堂子去洗澡，一共不过两千多米的路程，一行人像蜗牛似的
慢慢儿往前蠕动，居然走了足足两个小时！

    七中队的中队长武进文虽然是个大老粗，说话嗓门儿极大，人却颇为善良。
他秉承上级“生活管理从宽”的意图，尽量改善大家的伙食，下车伊始，就给大
家定了每月39斤、41斤、45斤的粮食定量。不但粮食是实打实的大米、白面、棒
子面，当时菜园里的黄瓜、茄子、西红柿正熟，他让炊事员每顿饭都熬上几大桶，
多多地给，一人一大水舀子，足有小半脸盆，光是这一份儿菜，就能吃个半饱。
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吃“代食品”的劳改农场来的“饿鬼”们说来，简直人人皆大
欢喜。就连不出工的四小队的病号们，也大都吃饱了。武队长是个有心人，右派
们一到，他一个个都过了秤，记录在案，三个月以后再过一次秤，然后公布每人
“长肉”的数量。说来有趣，也确实惊人：像谭天荣那么大的个子，下车的时候
已经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了，三个月过来，居然长到了一百二十斤。也就是说：
近一百天时间，长了四十斤肉，平均每天增加四两，简直是奇迹！

    指导员高原松，虽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
有一次雨后不出工，大家到路边去摘黄花儿菜，有位老兄感慨系之，诗兴大发，
说了一句“人比黄花儿瘦”，高原松正好在旁边，就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那个
黄花儿，不是这个黄花儿吧？”我们大为惊讶：这个管劳改的干部，水平可不一
般，从此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从来不大声说话，就是批评一个人，话
也不多，口气也不重。晚上点名，大声训话的往往是武队长。

    右派刚刚集中到这里来，以恢复体力为主，劳动只是象征性的，能干多少干
多少，并不强求定额，而且一律由教养人员担任的小队长和小组长分配活茬儿。

    还有一个董干事，是场部派来专门管教这批“右派分子”的。他单有一间办
公室，而且只代表场部领导队长指导员们做工作，很少直面教养分子们。

    队部除了组织大家劳动生产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档案，要大家谈认识、写
总结，还曾经登记谁没有像样的服装和被褥等等。

    我们到三余庄后没多久，刘祖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 
五○年经历了千难万险主动回国，被分配在新华社当外文编辑，肃反中被怀疑是
“派遣特务”，受到审查，并被抄家。五七年提了“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的意
见，又被划为右派。七九年落实政策后任上海交大科技外语中心主任）等好几个
外语人才被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干校当教员去了。一批还没摘帽的右派，居
然能够去当“公安干校”的教员，这本身就说明政策的确要“变”，而且已经在
变。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果然有了新的政策，很可能就要放我们了。

    大家心情愉快，人人翘首以待，盼望着“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