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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斋琐谈(三)


谈文学与理想


  ××同志:

  前两天,我看过了你寄来的小说,并于昨天,托人把剪报给你寄了回去。

  这篇小说,生活和人物,都有现实的根据,但出自你的笔下,总给人一种低沉的感觉。我当时想,如果是我这个年岁写的,就合乎逻辑了。你这样年青,写这种情调的小说,显然是早了一些。

  我这种想法,并不合乎创作的规律。每个人的创作道路,不会相同,即使同时代的人,也不会一样,何况我们的年纪相差这样远,经历的道路如此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同行,并对你有良好愿望的我,又好像了解一些你的思绪,你的企图,你的对人生的看法。

  说是了解,是相对而言。我曾经对一位青年女作者说:

  “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作家,更不了解你们作品中所写到的,那些比你们更年青的一代,比如最近我读到的你的一篇小说里面的姐姐和妹妹。”她听了好像还有些不高兴,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这可能和我好多年足不出户,与当代青年接触很少有关。

  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作家,也比较了解我们上一代的作家。

  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作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机会上过中学或大学,有的并留学外国。就是说,他们的当作家以前的生活,都是比较优裕的,有比较充实的学识修养。他们本身在执笔以前,并没有经受过什么饥寒之苦。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满怀同情劳苦的人民。他们经历的是大动荡,或者说是大变革的时代。比我们老的一代,遇到的是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我们自己遇到的,则是民族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这两代作家,在从事写作之初,接受了世界上先进的革命思潮,受到国内革命力量的影响,加强了他们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和意志。当然也有些作家,自觉地站在革命斗争旋涡之外,但他们的作品,不为当代所重视,因而影响甚微。

  这两代作家的作品,在政治思想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

  其中当然又有分别,有站在潮流之前的,有处在潮流之中的,也有远离潮流而只是心向往之的。但他们都是有理想的,有支持自己写作的精神力量的。

  这是时代,也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政治,对作家的强大的影响。政治与文艺无关的说法,从这两代作家的经历,证明是不可信的。

  我青年时期也读过孔孟的书,老庄的书,韩非的书,都研进不深。也读过一些外国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学作品,包括尼采的作品。也读过吴稚晖的书,梁漱溟的书,周作人的书。

  后来终于集中精力读新兴社会科学,十月革命文学和鲁迅的书。

  这种选择,在当时,并非我一个人,社会上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青年人,都在向这方面探索追求。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流浪时,东安市场小书摊,在晚上都摆出一张马克思的像片。他们知道,凡是来这里买书的人,都从心里向往着革命。高尔基的肖像,对于这些青年,吸引力也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非常激动。

  那时候,引导作家们写作的,就是这些鲜明而有号召力的政治目标,经过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我们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青壮年时期的历程总结。

  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学习过程、生活过程和所持理想的形成过程。但我知道,十年动乱,实际上对每个正直的人,都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大不幸。你们看到了老一代作家的遭遇,老一代也看到了你们一代的遭遇。这种遭遇,不能不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对于作家。我了解自己在这一时期,思想感情所经历的痛苦磨炼,但我对青年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则所知甚少。作为一个作家,每时每刻,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任何处境,他不能不和广大人民,休戚相关。国家、人民的命运,就是作家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斗争、曲折艰辛的时期。对作家来说,这很难认定是幸还是不幸。十年动乱是一个大悲剧,但整个历程并非都是悲剧。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如何评价我们的作品,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的遭遇。

  我们遭遇的挫折,不应该引起你们对战斗的文学的失望。

  现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墓木已拱,有各式各样的下场,现在无须再去谈论它。文学事业正如其他事业,是不会停滞的,是不会间断的,是继往开来的。人民希望能有更多更有为的作家出现。他们和国家人民拥抱在一起,共同呼吸,有共同理想。

  作家没有理想,就常常走到虚无主义那里去。虚无主义本身又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只能导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历史上,很多有奇异才华的作家,就是在这个深渊里消失了。虚无主义不能成全作家。

  在经历种种忧患之后,我时常警惕自己。

  历史和现实,在不断运转,不断前进。推动历史,反映现实,作家有一份力量,但不能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会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

  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的传统。这一伟大传统,从古代歌谣,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历代的诗歌、小说、戏剧,都在继承这一传统。今天的作品,尤其需要发扬它。这是时代的大主题。

  尊重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包括文学艺术的传统,对当代的青年作家来说,恐怕是很重要的。

  至于处世之间的一些苦恼,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这是随时都可以发生的。处理这些问题,最好用中国哲学的方法。不然就徒伤心神,无补实际。读书是用来帮助自己前进的,无论舟楫车轮,都可利用。

  总之,多读一些中国历史,包括文学史,多读一些中国文学典籍,就会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历代产生的作家,遭遇虽多不幸,他们的工作,是无愧于自己的民族的。愿你多读多写。

  1983年8月27日晨

  
谈改稿


  传说《吕氏春秋》成书后,悬之国门,千金不能易一字。

  我常想:这可能是一种神话。事实上,任何人的文章,不会一个字也动不得。但又听说,当代有一位作家,前些年,他的一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课本。编辑认为有一个字,需要改动一下,他不接受,请叶圣陶去和他说,他仍坚持不改,而终于改不成。这真的成为千金不易一字了。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字,所以也无法评议其是非。

  如果关于吕氏之书的传说,是为了说明这部书,经过作者反复推敲修改,文字上已经完美无缺,没有多少指责的余地,那是可以理解的。对后来的作者,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但绝非说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一个字也不能改动。

  “敝帚自珍”也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又有人说,人们偏爱自己的作品,像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不管如何自珍与溺爱,总还是允许别人有所非议挑剔,当然,也要看非议挑剔得是否得当。

  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特别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例如《荷花淀》,一处就删去八行,二百余字,这是我写过文章,表示过抗议的。前几年,有一位中学老师为一个部门编选业余教材,选上了《山地回忆》,寄来地对此文的修改清样。只是第一段,我就看到,他用各种符号,把原来文字,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一样。我确实是非常不愉快了。我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

  但是,对于编辑部提出的,个别文字的修改,我从来是认真考虑,虚心接受的。因为我知道,我的修辞造句的功夫,并非那么深厚。

  现在,大家又在推崇我们古代文字之美了,都在欣赏古文古诗。那些作品,读起来就是好,也真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体会到,古人的这些传世之作,其产生,固然因为作家的才力,更多的,恐怕是他们修改的功夫。他们的文章,篇幅都很短小,但绝不是一挥而就,就认为尽善尽美。而是改过若干次,即不是一次两次。传说王勃是才子,他的外作《滕王阁序》,也不会是没有修改就定稿的。

  古人写了文章,很多是贴在墙上,来回的念诵,随时更易其文字。寄给朋友们看,征求意见。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在那里用功。每一个字都印在心里。是这样写文章的。

  越到老年,我越相信: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读书,不只读作家的发表之作,还有机会去研究他们的修改过程,对我们一定有更多的好处,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很少很少。

  1983年9月7日

  
谈读书


  读书,主要靠自学。记得上中学时,精力旺盛,读书最多,也最专心。我们的国文老师,除去选些课文,在课堂给我们讲解外,就是介绍一些参考书,叫我们自己在课外去选择、去阅览。

  文学非同科学,有时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只要个人努力。

  读书也没有准则,只有摸索着前进。读书和自己的志趣有关,一个人的志趣,常常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就是师长给你介绍的书,也不一定就正中你的心意,正合你当时的爱好。

  例如鲁迅先生给许世瑛开的十部书,是很有名的。但仔细一想,许世瑛那时年纪还小,他能读《全上古……文》或《四库全书总目》那类的古书吗?会有兴趣吗?但开这样一个书目,对他还是有好处的。使他知道:人世间有这样几部书,鲁迅先生是推重这些作品的。

  现在,也常常有人叫我给他开个书目之类的单子,我是从来不开的。迫不得已,我就给他开些唐诗古文之类的书,这是书林中的菽粟,对谁也不会有害处的。我想:我读过的,你不一定去读,也不一定爱好。我没有读过的好书多得很。而我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是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其中,有些书读了,确实有好处,有些书却读不懂,有些书虽然读过了,却毫无所得。

  根据以上这个经验,我后来读书,就知道有所选择了。先看前人的读书提要,了解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而古人的读书笔记,多是藏书记,只记他这本书,如何得来,如何珍贵,对内容含义,缺少正确的评价,这就只好又去碰了。

  “开卷有益”,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我的习惯,选择了一本书,我就要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其中我认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我爱惜书,不忍在书上涂写,或作什么记号,其实这是因小失大。读书,应该把随时的感想记在书眉上,读完一本,或读完一章,都应该把内容要点以及你的读后意见,记在章尾书后,供日后查考。读古书,这样做方便一些,在为所留天地很大,前后并有闲纸,现在印书,为了节省纸张,空白很少,只好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面。不然年深日久,你读过的书就会遗忘,等于没有读。古人读书,都作提要,对作者身世,著作内容,作简要的叙述和评价,这个办法,很值得我们读书时取法。

  青年人读书,常常和政治要求、文坛现状、时代思潮有关;也常常和个人遭遇,思想情绪有关。然而,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人的爱好,常常和青年人的爱好不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也不要相互勉强。

  比如,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但这却是不能强求于青年人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喜欢看乐意写的这样的小说,我也是宁可闲坐一会儿,不大喜欢去读的。

  1983年9月8日晨雨

  
谈修辞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本章锡琛的《修辞学概论》,也买过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后来觉得,修辞学只是一种学问,不能直接运用到写作上。

  语言来自生活,文字来自书本。书读多了,群众语言听的熟了,自然就会写文章。脑子里老是记着修辞学上的许多格式,那是只有吃苦,写不成文章的。

  古书上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这句话,我倒老是记在心里。

  把修辞和诚意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古人深思熟虑,得出来的独到见解。

  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

  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以及表现在文字上,如果是真诚感情的流露,不用修辞,就能有感人的力量。

  “情见乎辞”,这就是言词已经传达了真诚的感情。

  “振振有辞”,“念念有辞”,这就很能说了。其中不真诚的成分可能不少,听者也就不一定会受感动。

  所以说,有词不一定有诚,而只有真诚,才能使辞感动听者,达到修辞的目的。

  苏秦、张仪,可谓善辩矣,但古人说: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因此只能说是辞令家,不能说是文学家。作家的语言,也可以像苏秦、张仪那样的善辩,但必须出自创作的真诚,才能成为感人的文学语言。

  就是苏秦,除了外交辞令,有时也说真诚的话,也能感动人。

  《战国策》载,苏秦不得志时,家人对他很冷淡,及至得志归里,家人态度大变。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岂可忽乎哉!”这就叫情见乎辞。比他游说诸侯时说的话,真诚多了。也就近似文学语言了。

  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有的人为人不诚实,善观风色,察气候,施权术,耍两面,不适于文学写作,可以在别的方面,求得发展。

  凡是这种人写的文章,不只他们的小说,到处给人虚伪造作、投机取巧的感觉,就是一篇千把字的散文,看不上几句,也会使人有这种感觉。文学如明镜、清泉,不能掩饰虚伪。

  1983年9月8日下午,雨仍在下着

  
谈评论


  评论文章,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写好的。评论一个人难,评论一篇文章同样难。评论一个人,要能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就是要把一个人,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才能客观,有可信性。评论一部作品,如果对作家的时代、环境,毫无所知,就作品评作品,其肤浅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评论《红楼梦》的学者们,对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环境,研究的可以说是广泛而周到了。但有些研究,简直与作品风马牛不相及,牵强附会,甚至虚假不可信。用这种资料,去研究作者以及作品,那也将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的。

  评论作品要靠对作家的了解,但如果了解得不准确,而自以为是,写出来的评论,就会更糟。

  几十年来,在这个文艺圈子里,我们看到过或经受过各样的文艺评论。有些是声讨式的一篇大文,赫然出现在大报上,情况严重,声势浩大,立刻使所有执笔为文者,及其家属亲朋,都感到战栗。有些是吹捧式的,一部作品,经权威者发见,推崇备至,封为一流,遂使万人空巷,钟鼓齐鸣。这是两个极端,时间已证明多为荒谬,可以不必再去谈它。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重新为人们所提倡。但因为积重难返,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鉴于过去棒喝主义的恶果太惨重,声讨式的评论文章,近来确是不常见了。吹捧式的评论,其数量虽不见减少,其程度——即吹捧的调门,却有渐渐降低的趋势。一般说来,目前的文艺批评,总的缺点,还是忽视艺术分析。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架子太大,识见平常。很多文艺评论,文章很长,间架很大。好像不如此,不足以称为文学评论似的。这是一种传统习惯,而表现在文艺评论家那里,尤其显著。文章的规模,他们取法于古典批评家,而细观其学识和见解,又多不相称。

  二、人云亦云,角度一样。读关于某一作家的评论,常感到这一点。当然谈的是一个人的作品,会有相同内容。但是在艺术分析方面,甚至所用辞句方面,雷同之处甚多,读起来就缺乏兴味了。着眼的角度,也大体一致。不能另开途径,探讨新的领域,以丰富对这一作家的研究。

  三、争执不下,没有准绳。现在,对于过去说是“有问题的作品”,叫做“有争议的作品”。在讨论时,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甲说很坏;乙说很好。争执一通,无结果而散。这就叫做争鸣吗?任何事物,总有一个衡量标准,定其质量。现在评论文章,不大提政治标准了。其实历代文艺批评,并非完全不顾政治。艺术标准,也不是抽象的,不会是各执一词,就可以罢休的。不能把文艺上的什么主义,或什么流派的主张,各有所好,随便拿来,作为衡量人间一切文艺的尺度。对于艺术,古今中外,总是把现实生活、民族传统、社会效果,作为评价取舍的标准的。

  如果一个民族,能以其不断向上的正义的力量,维护着一个人心所向的道德标准;同样,这个民族,也就能维护着一个人民共同认识的艺术标准。

  1983年9月9日晨

  
谈爱书


  

  那天,有一位客人来闲谈。他问:“听说,你写的稿子,编辑不能改动一个字。另外,到你这里来,千万不要提借书的事。都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

  关于稿子的事,这里先不谈。关于借书的事,传说的也不尽属实。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人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

  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乐而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书共十书柜,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书是我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我的面色,却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我能临事不惊,心胸宽阔呢。当时,我只对她说:

  “书是小事。”

  有些书,我确是不轻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这部书,我买的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价五十元。动乱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又不好意思说。有的人拐弯抹角:

  “我想借你部书看。”

  我说: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他说,“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七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说话。

  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终于说是要落实政策了,但就是不发还这一部。我心里已经有底,知道有人想借机扣下,就是不放弃。过了半年,还是有权者给说了话,才答应给我。这一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政工组的内间。我以为他有什么公事,要和我谈,坐下来后,他说:

  “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会主任,我不便拒绝,说,“最好快一些,另外,请不要外传。”

  政工组到查抄办公室,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他手里去了。那是我未曾触手的一部新书,还好,他送给我时,污损不大。时间也不太长。我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过去,《金瓶梅词话》的洁本出版以后,北平书摊上,忽然出现一本小书,封面上画着一只金色的瓶子,上面插着一枝梅花,写着“补遗”二字。定价高昂,对于只想看“那一部分”的读者,大敲竹杠。我很后悔没有买下一本,应付来借这部书的人们。

  客人又问:

  “从你写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那你为什么从幼年就爱上了书呢?”

  我答:我幼年时,我家里,可以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的父亲,只念过二年私塾,然后经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介绍到祁州(后来改称安国县)一家店铺去学徒。家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亲,能吃上一点股分,没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难以为葬,同事们劝父亲“打秋风”,父亲不愿,借贷了一些钱,才出了殡。这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没有多读书,但看到我的兄弟们都已夭伤,我又多病,既不能务农,又因娇惯也不能低声下气去侍候人——学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决定让我读书。我记得从我上学起,父亲给我买过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从别人要来一本《京剧大观》,还交给过我一本他亲手抄录的、本县一位姓阎的翰林,放学政时在路途上写的诗。父亲好写字,家里还有一些破旧的字帖。

  我的书都是后来我做事,慢慢买起来的,父亲也从不干预。但父亲很早就看出我是个无能之辈,不会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我喜爱书,在乡里也小有名声。我十七岁,与黄城王姓结婚。结婚后的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旧社会,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作品获奖相等。因为到那里,不只被称作娇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着玩。

  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纸牌。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其乐可以说是无穷的。但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她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流下来的,满是灰尘。我把书抱回屋里,埋头去看。别人来叫,她催我去,我也不动。这样,在她们村里,就有两种传说:老年人说我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说我是个书呆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

  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十年动乱,我的书没有了,后来领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红宝书。第一次开批判会,我忘记带上,被罚站两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带在身上,随时念诵。一是对领袖尊敬,二是爱护书籍的习惯没改,这本小书,用了几年,还是很干净整齐。别人的,都摸成黑色了。

  客:“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的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呢?”

  我说:这也很难说。我的书,经过几次沧桑,已如上述。

  书籍发还以后,我对它们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情的。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渐渐淡漠了,不愿再去整理。这恐怕是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书了。前些天,托人买了一部《文苑英华》,一看字缩印得那样小,本子装订得又那样厚,实在兴趣索然。本来还想买一部《册府元龟》的,也作罢了。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

  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不过包书皮上,我多有胡涂乱写,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遗笑后世。

  1983年9月19日夜记

  
爱书续谈


  答: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

  答: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

  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客:这也难说。我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对书,对什么东西,也是珍惜,不肯抛废。这是否和长期过艰苦生活有关呢?

  答:我们已经谈过,我自幼家境并不好,看到母亲、妻子终日织纺,一粒粮食,得来不易,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惯,有时颇近于农民的吝惜。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已经描写在一篇小说之中,作为自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离乡背井,可以说是穷到一无所有。行军时,只有一根六道木棍子和一个用破裤子缝成的所谓书包,是我唯一的私有财产。我对它们也是爱护备至,唯恐丢掉。特别是那根棍子,就像是孙悟空手里那根金箍棒一样,时刻不离手,从晋察冀拿到延安,又从延安拿到华北。你看,人总是有一点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只剩下一点破烂,也像叫化子,不肯放下那根破枣木棍儿。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破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我带过《毁灭》、《呐喊》、《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那时行军,书带多了,是走不动的,我就选择轻便的书带上。

  客:你读书,有没有目的性?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读书,才是自觉的,有所追求的呢?

  答:幼年读书,可以说是没有目的的,上小学是为了识字,看小说,是叫做看闲书。《红楼梦》、《封神演义》,是我在本村借来看的。如果说读书,是为了追求什么,那应该从我读高中说起。这时,我已经十九岁,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战事,接连发生,这是国家民族的处境。我个人的处境是初中毕业,没有生活出路,父亲又勉强叫我再上二年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又将如何,实在茫然。人在青年,对国家,对家庭,对周围环境,对个人,总是有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与失望,感慨和不平的。但我并没有斗争的勇气,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我处在一种隐隐的忧闷之中彷徨不定,想从书本上,得到一些启示,一些安慰,一些陶醉。

  读书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总是带有时代特点。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这一时期,我读了大量的新兴社会科学和新兴革命文学的书籍,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抗日战争,无疑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动力。所以说,二十岁上下时的读书,虽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我应该感谢书籍,它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没有陷入苦恼的深渊,一沉不起。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在我流浪北平街头,衣食不继时,它躺在街头小摊上,蓬头垢面与我邂逅。风尘之中,成为莫逆。当我在荒村教书时,一盏孤灯,一卷行李,它陪我度过了无数孤独的夜晚,直到雄鸡晓啼。在阜平草棚,延安窑洞,它都伴我枯寂,给我营养,使我奋发。此情此景,直到目前,并无改变。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白头偕老,可谓此矣。我对它珍惜一点,溺爱一点,也是情理之常,不足为怪了。

  1983年9月22日

  
我和古书


  我的读书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可以说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可以说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可以说是学以致用阶段。

  进城以后,可以说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可以从第三阶段说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区,我们油印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其中包括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创作和新的文学理论。这些书,都是我在三十年代研究和学习过的。我所写的文艺方面的论文和初期的创作,明显地受这些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例如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所以说,这是“学以致用”的阶段。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虽然幼稚,但今天看起来,它在根据地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所学习的文艺方面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应用在抗日工作中去,献出了我微薄的力量。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又得以充实自己,发展所学,增长了工作的能力。

  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

  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直到现在,很多古籍,如不看注,还是读不好,就是因为没有打下基础。初进城时,薪俸微薄,我还是在冷摊上买些破旧书,也包括古籍,但是很零碎,没有系统。以后,收入多了一些,我才慢慢收集经、史、子、集四方面的书,但也很不完备。直到目前,我的二十四史,还缺宋书和南齐书两种,没有配全。认真读过的,也只有《史》、《汉》、《三国志》和《新五代史》几种。《资治通鉴》,读过一部分,《纲鉴易知录》通读过了。近人的历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清史纲要》,等,也粗略读过。我还买一些非正史,即所谓载记一类的书:《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吴越备史》、《七家后汉书》等等。但对我来说,程度最适合的,莫过于司马光的《稽古录》。我买了不少的明末野史,宋人笔记,宋人轶事,明清笔记,都与历史有关。

  《世说新语》一类的书,买得很多,直至近人的新世说。

  我喜爱买书,不只买一种版本,而是多方购求。《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太平广记》也有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还有《续水浒》、《荡寇志》。

  各代文学总集,著名作家的文集,从汉魏到宋元,经过多年的搜集,可以说是略备。明清的总集别集,我没有多留心去买。我对这两朝的文章,抱有一点轻视的成见。但一些重要思想家、学术家和著名作家的书,还是买了几种。如黄黎洲、崔乐璧、钱大昕、俞正燮、俞樾等。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启、林则徐的文集,我也买了。钱谦益的两部集子也买了。

  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我买了他们的全集。王国维,我买了他的主要著作。近人邓之诚,岑仲勉的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书,我也买了几种。黄侃、陈垣、余嘉锡的著作,也有几种。

  我的藏书中,以小说类为最多,因为这有关本行。除去总集如《太平广记》、《说郛》、《顾氏文房小说》以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小说家类,共开列三十六种,我差不多买齐了。其次是杂史类掌故之属,《书目答问》共开列二十一种,我买了一半多。再其次是儒家考订之属,我有二十六种。

  刚进城时,新旧交替,书市上旧书很多,也很便宜。我们刚进来,两手空空,大部头的书,还是不敢问津。《四部丛刊》,我只是在小摊上,买一些零散的,陆续买了很多。以后手里有些钱,也就不便再买全部。因此,我的《四部丛刊》,无论初、二、三编,都是不全的,有黑纸的,也有白纸的,很不整齐。廿四史也同样,是先后零买的,木版、石印、铅印;

  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么本子也有。其中以《四部备要》的本子为多。《四部备要》中其他方面的书,也占我所藏线装书的大部分。

  谱录方面的书,也有一些,特别是书目。

  我买书很杂,例如有一捆书(我的书自从抄家时捆上,就一直沿用这个办法)的书目为:《黄帝内经素问》,《桑蚕粹编》,《司牧安骥集》,《考工记图》,《郑和航海图》,《营造法式》,《花镜》……这并非证明我无书不读,只是说有一个时期,我是无书不买的。

  1983年9月27日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二年)。回忆在那一时期的课外阅读,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报纸: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是看副刊。《大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后者多登杂文,黎烈文主编。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

  二、读杂志:当时所读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为文艺刊物,多左翼作家作品。

  《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读书杂志》、《中学生》杂志等,为综合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我很有兴趣。也读《申报月刊》和《国闻周报》(《大公报》出版)。

  三、读社会科学: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及日本学者所著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

  四、读自然科学:读《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还读了一本通俗的人类发展史,书名叫《两条腿》,北新书局出版。

  五、读旧书:读《四书集注》、庄子、孟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以及近代人著文言小说如《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等。

  六、读文化史:先读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王治秋《新文学小史》(载于《育德月刊》)、杨东莼《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欧洲文艺思潮》、《欧洲文学史》,日人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有关中国文学著作。

  七、读小说散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作品,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后来即专读左翼作家及苏联作家小说。

  八、读文艺理论:读《文学概论》及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与创造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及中外人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著。日本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柯根《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

  九、读文字语言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杨树达《词诠》,穆勒《名学纲要》,即逻辑学。

  十、读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记有吴稚晖、梁漱溟著作,忘记书名。

  以上所记,主要是课外读物,多由教师介绍指导。中学生既无力多买书,也不大知道应该买哪些书,所以应该利用学校中的图书馆,并请教师指导。向同学师长借阅书籍,要按期归还,保持清洁。

  1983年10月4日

  
谈“打”


  我住的屋子,是旧式建筑。虽然高大,但采光不好,每到升炉子以前这一段时光,阴冷得很不好过。夜晚看书,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袄。

  这件大棉袄,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为我添制,应付出去“开会”穿的。在当时,这还算是时兴式样,现在很少见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着它去“开会”时,还有革命群众看不惯,好像说我没有资格再穿一件新棉袄。后来我就很少穿它,只穿一身破烂不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服。

  其实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写的是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说他只是回答了一句问话,就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五大三粗的汉子,当胸击了一拳,赵应声倒地,断了三根肋骨,终于造成他的死亡。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是出自无产阶级感情吗?好像又不是。因为文章说这只是一个“恶棍”。

  一个恶棍,一拳打断一个作家的三根肋骨。在当时,这被称作“革命”,现在读到这里,确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发凉了。

  在那些年月里,说句良心话,我是没有挨过多少打的。只是在干校单独出工时,冒犯了当地农场的几个坏孩子,当我正在低头操作时,一块馒头大小的碎砖飞来,正中我的头顶,如果不是戴着一顶棉帽,很可能脑浆飞迸,当场死亡了。

  那时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为某某“黑帮”,这是出于他们的“常识”,且不去谈它。又说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党。前者为本市的文教书记,后者为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个罪名,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好像是定论似的。最后一次叫我写材料,那位办事人还惋惜地说:

  “看,和他们搞到了一起!”

  对此,我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沉默着。我渐渐明白,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权术。他们从以上两位得到的实惠,要比我多,关系也密切得多,却反过来说我是死党。那时候,革命群众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没有人保的。保你干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作家,能给人家什么好处?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过是一个作家,能有什么权力报复?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落落寡合,个人主义严重,是很难与人结为死党的。

  以上是对保与打的一般理解。但对那些打手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想,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借机报复。

  二、不逞之徒想因缘林彪“四人帮”的政策上台,捞一官半职。

  三、流氓无赖打蹭拳、充威风。

  如果遭害者是一个作家,还有一种心理激动,那就是嫉妒。进城以后,有稿费一说,遂使一些人认为作家一行是摇钱树,日进斗金。羡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费是“不义之财”,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实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虽承担有钱的虚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没有什么金钱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物质福的。他追求的是艺术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当的人讲究。而一遇什么运动,他却常常被首先揪出示众,接连不断地作检讨。

  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过去又有好多岁月了。我想,像那个“五大二粗”的人,生活得还是很好的,也不会有什么忏悔之意吧。他可能打了一些人,也可能还保了一些人。这就很难说了。

  看书看到这里,就越感到当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贵了。向前看吧!

  1983年10月22日

  
改稿举例


  这里说的改稿,不是我自己修改稿件,也不是我给别人修改稿件。是我近年给报刊投稿,编辑同志们,给我修改稿件。

  他们这些修改,我都认为很好,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把这些文章编入集子的时候,我都采纳了他们的修改。

  现就记忆所及,列举如下:

  (一)《文集自叙》。这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有一段概述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涉及时代和社会,叙述浮泛,时空旷远。大概有三百余字,编辑部给删去了,在文末有所注明。在编入文集时,就是用的他们的改样。

  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

  (二)《谈爱书》。是一篇杂文。此稿投寄《人民日报·大地》。文中有一节,说人的爱好,各有不同。在干校时,遇到一个有“抱粗腿”爱好的人,一见造反派就五体投地,甚至栽赃陷害他以前抱过、而今失势的人。又举一例,说在青岛养病时,遇到青年时教过的一位女生,常约自己到公园去看猴子。文约二百余字,被删除。

  既是谈爱书,以上二爱,与书有何瓜葛?显然不伦不类。

  作者在写作时,可能别有寓意,局外人又何以得知?

  (三)《还乡》。此篇系小说,投寄《羊城晚报·花地》。文中叙述某县城招待所,那位不怎么样的主任,可能是一位局长的夫人。原文局长的职称具体,编辑给改为“什么局长”。

  这一改动,使具体一变而为笼统,别人看了,也就不会往自己身上拉,感到不快了。

  其他为我改正写错的字,用错的标点,就不一一记述了。

  (四)《玉华婶》。此篇亦系小说,投寄《文汇月刊》。文中曾记述:玉华婶年老了,她的儿媳们都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登出后,此句被删去。乍一看,觉得奇怪,再一想: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与“老干部”相连,编辑部删去,不过是怕引起误会。

  这样说,好像编辑部有些神经过敏,过于谨小慎微了。其实不然。我认为:文艺领域就是个敏感的场所,当编辑的麻木不仁,还真担负不起这一重要职务。现在认真回想,我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也未始没有从“老家伙”,联想到“老干部”,甚至联想到自己。编辑部把这一句话删去,虽稍损文义,我还是谅解其苦衷的。

  (五)《吃饭的故事》。此篇系散文,投寄《光明日报·东风》。登出后,字句略有删节。一处是:我叙述战争年代,到处吃派饭,“近于乞讨”。一处是:我叙述每到一村,为了吃饭方便,“先结识几位青年妇女”,并用了“秀色可餐”一词。

  前者比喻不当,后者语言不周密,有污染之嫌。

  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不记得有别人对自己稿件稍加改动,即盛气凌人的狂妄举动。倒是曾经因为对自己作品的过度贬抑菲薄,引起过伙伴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见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1983年12月18日下午

  
实事求是与短文


  现在,有的报刊,有的人,在提倡写短文章了,这是很好的事。

  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又短又好?有时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

  有时说起来也很简单,这就是要“实事求是”。

  把实事求是是四个字运用到写作上,正像把它运用到一切工作上,是会卓有成效的。

  比如,你要写一篇散文,如果是记叙文,那就先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你长期接近过的一个人。如果是写感想,也必须写你深深体会过的,认真思考过的,对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确曾有过的真实感想。

  这些事件、人物、感想,都在你的身上、心上,有过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你如实地把它们写出来,这就是“实事”。

  一般说,实事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人。但是只有实事还不够。在写作时,你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一实事,交代得清楚,写得完美,使人读起来有兴味,读过以后,会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这就是“求是”。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课文,都很短小。初学作文时,老师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也是这样去写作的。可是等到我们想当作家、想投稿了,就去拜读报刊上那些流行文章。那些文章都很长,看起来云山雾罩,也很唬人。正赶上自己的稿件没有“出路”,就以为自己的写法不入时,不时兴,于是就放弃了自己原来所学,追赶起“时髦”来,也去写那种冗长的,浮浮泛泛的,不知所云的文章了。大家都这样写,就形成了一种文风,不易改变的文风,老是嚷嚷着要短,也终于短不下来的文风。

  文章短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忘记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我们提倡写短文,首先就要提倡这四个字。反朴归真,用崇实的精神写文章。

  当然文章好坏,并不单看长短。如果不实事求是,长文也不会写好的。我们这里着重谈的,是如何写好短文。

  1983年12月24日

  
谈“印象记”


  “印象记”这种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是古已有之的。

  “五四”前后,很少见到。三十年代才多起来,似乎是从日本传过来,又多是写作家的。我年轻时,就读过《高尔基印象记》、《秋田雨雀印象记》,等等。

  青年人而又喜欢上了文学,就特别喜欢读一些有关作家的文字。其实有很多记述,是不大可靠的。因为是先入为主,如果不实,其受害的程度,很可能不轻。先不谈小报上那些名人逸事,文坛花絮之类的文章,就是在“印象记”这种貌似庄严又是身临亲见的记载里,可靠可信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我近来也有些怀疑了。

  文章的可信与不可信,常常不在所写的对象如何,而在于作者本身的修养。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现状,特别是思想感情的活动,是很复杂,很曲折,多变化,有时是难以捉摸,更难以判断的。你去会见一个作家,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便写下了几千字的印象记,你所得的印象,都能那么切合他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吗?

  比如说,你见到这位作家正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碟咸菜,你就得到了生活简朴的印象。或者你去的时候,他正在啃着一只猪蹄,你就得到了一个饕餮的印象。这显然都不是这位作家吃饭的全貌。

  一时一地的见闻,并非不能写。写下来,也不能说是不真实。但必须保持客观。写见到他吃咸菜,写见到他啃猪蹄,这都不可非议,因为是真实的见闻。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他是简朴,或是饕餮,那就失去真实了。

  古往今来,写文章的人,最容易失败在主观判断上。

  进入晚年,有幸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印象记。作者的用心,都是良好的,对我都是热情的。虽然因为有过多溢美之词,使我读起来,常常惭怍交加,汗流浃背,总的说来,是令人振奋的,值得感激的。

  如果排除个人的感情,单单评论文字,这些文章,确也存在着高下、虚实等等问题。

  文章的功能,是因人而异的。是以作者的写作态度、艺术风格,分别优劣高低的。

  六十年代,吕剑同志写过一篇同我的会见记,这篇文章,我曾推荐给出版社,作为我的一本小说集的附录。外文出版社曾几次刊用它。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好,它并没有吹嘘我,也没有发表作者本人的什么高见。它只是如实地记下了我们的那一次简单的会见,和我当时对他说的一些话。我当时谈的只是我的创作见解和创作情况。吕剑同志也没有代替我多去发挥。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真实的记录,对需要它的人,有比较大的参考用途。

  另外,就是昨天读到的,铁凝同志写的一篇题名《套袖》的散文。她这篇文章,我接到《文汇报》以后,当晚看了两遍。这并非是从中看到了她对我的什么捧场,而是看到了她的从事创作的赤诚之心。铁凝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这种赤诚,因此,她进步很快,迅速成为文坛瞩目的新人物,有些人还不得其解,视为神秘,其实就是因为“赤诚”两个字。

  我想,她是应该明了并珍惜自己的得天独厚之处的。

  在文章中,她并没有说我好,当然也没有说我不好。她只是记下了几次来我家的所闻所见。虽然她见到的,有时还有些差错,比如,我捡的黄豆,是别人家晾晒时遗落的,并非同院人家种植的。这也无关重要,无伤大体。

  客观地记下几次见闻,自己不下任何主观结论,叫读者从中形成自己的印象。这种写法,也可以说这种艺术手段,就必然比那种大惊小怪,急于赞美,并有意无意中显示点自己的什么写法,高出一等。

  我读这种文章,内心是愉快的,也是明净的,就像观望清泉飞瀑一样。

  1984年3月2日下午

  
文学与乡土


  《农村青年》杂志就要创刊,编辑同志要我对农村爱好文学的青年讲几句话,我高兴地答应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先后在农村生活、工作近三十年。我很爱我的故乡,虽然它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和贫困,交通不便和文学落后。经历了频繁的战乱和天灾,无数农民流离失所。

  但我一直热爱它,留恋它,怀念它。直到现在,我已经很老了,还经常不断地做梦,在它那里流连忘返。

  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作家,许多作品,描述他们的可爱的故乡。

  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农村能产生桑麻,能产生五谷,能产生各种能工巧匠,当然也能产生艺术家、作家。

  故乡,故乡的水土,故乡的风俗人情,在它产生的作家手中再现。

  故乡,用母亲的乳汁,养育着它的歌手,像用它的水土培育禾苗树木一样。

  故乡有遍地花开,有参天大树。谁对它的爱真诚、深厚,谁的根就扎得深,就越能吸到更多的浮汁。谁的发育也就会越好,长得高大茂盛。

  俗话说:“热土难离。”故乡就是文学的热土。

  你越是热爱它,你就越能了解它,你就越能表现它。

  故乡像诚朴的农民一样,像勤劳的母亲一样,不喜欢三心二意的华而不实的孩子。

  你如果爱好文学,你就得先热爱你的乡土。

  当然,热爱乡土,熟悉乡土,还只是积累生活的过程。此外,还有积累知识的过程,熟练技巧的过程。

  不能把你的眼光,只放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也不能把你的感情,只放在孩子、老婆、热炕头上。

  有些农民出身的作家,作品得不到长足的进步,就常常是因为眼光短小了一些。

  1984年3月17日午后

  
谈简要


  廖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喜欢的古籍之一种。读过以后,确实受益。能够受益的书,并不是很多的。

  这部书主要是谈历史著作,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刘知几说,叙事可以有四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四种途径: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他的这些话,是对写历史的人说的,他的要求是:一个内容,用一种途径表达过了,就不要再用其地的途径重复表达了。

  我们写文章却常常忽视这一点。比如写一个人物,他的事迹,在叙述中已经谈过了,在对话中又重复一次,或者在抒情中又重复一次,即使语言稍有变化,但仍然是浪费。

  时代不同,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再用《尚书》、《春秋》那样的文字去叙事,勉强那样去做,那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是一种倒退。在语言的简练上,也不能像刘知几要求的那样严格,他说: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他甚至举出《汉书·张苍传》中的一句话:“年老口中无齿”为例,说:“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这种挑剔,就有些不近情理了,不足为训。

  文字的简练朴实,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的素质,不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文章短,句子短,字数少,不一定就是简朴。任何艺术,都要求朴素的美,原始的美,单纯的美。这是指艺术内在力量的表现手段,不是单单指的形式。凡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他创作上的质朴的特点,但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班马著史,叙事各有简要之功;韩柳为文,辞句各有质朴之美。因此才形成不同的风格。

  文字的简要的形成,要有师承,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和锻炼的过程。一般地说,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

  我们现在,能按照鲁迅先生说的,写好文章以后,多看两遍,尽量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除,也就可以了,不能苛求,不能以词害义。

  198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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