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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斋琐谈(二)


谈忘


  记得抗日期间,在山里工作的时候,与一位同志闲谈,不知谈论的是何题何事,他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

  当时,我正在青年,从事争战,不知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从心里不以为然。心想:他可能是有什么不幸吧,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压在他的心头吧。不然,他为什么强调一个忘字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经验的增加,随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交织于心,有时就想起他这句话来,并开始有些赞成了。

  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不就是要人忘记吗?但又一转念:他虽说是叫人忘记,人们读了他的文章,不是越发记得清楚深刻了吗?思想就又有些糊涂起来了。

  有些人,动不动就批评别人有“糊涂思想”。我很羡慕这种不知道是天生来,还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一生到头,保持着清水明镜一般头脑,保持着正确、透明的思想的人。想去向他求教,又恐怕遭到斥责、棒喝,就又中止了。

  说实话,青年时,我也是富于幻想,富于追求,富于回忆的。我可以坐在道边,坐在树下,坐在山头,坐在河边,追思往事,醉心于甜蜜之境,忘记时间,忘记冷暖,忘记阴晴。

  但是,这些年来,或者把时间明确一下,即十年动乱以后,我不愿再回忆往事,而在忘字上下功夫了。

  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去南反而向北。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要学会善忘。

  渐渐有些效果,不只在思想意识上,在日常生活上,也达观得多了。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疾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他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工作。

  记忆对人生来说,还是最主要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记忆就是在前进的时候,时常回过头去看看,总结一下经验。

  从我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学习作文时,就学会了一个口诀:经、教、优、缺、模。经、教就是经验教训。无论写通讯,写报告,写总结,经验教训,总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因为能及时总结经验,取得教训,使工作避免了很多错误。但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谈不上什么总结经验教训了,一变而成了任意而为或一意孤行,酿成了一场浩劫。

  中国人最重经验教训。虽然有时只是挂在口头上。格言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书籍有《唐鉴》,《通鉴》……所以说,不能一味的忘。

  1982年7月14日

  
谈迂


  不谙世情谓之迂。多见于书呆子的行事中。

  鲁迅先生记述:他尝告诉柔石,社会并不像柔石想的那么单纯,有的人是可以做出可怕的事情来的,甚至可以做血的生意。然而柔石好像不相信,他常常睁大眼睛问道:可能吗?会有这种事情吗?

  这就叫做迂。凡迂,就是遇见的险恶少,仍以赤子之心待人。鲁迅告诉柔石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事。现在,时值三伏大热,我记下几件一九六七年冬天的琐事,一则消暑,二则为后来人广见闻增加阅历。

  一、我到干校之前,已经在大院后楼关押了几个月。在后楼时,一位兼做看管的女同志,因为我体弱多病,在小铺给我买了一包油茶面。我吃了几次,剩了一点点,不忍抛弃,随身带到干校去。一天清理书包,我把它倒进茶杯里,用开水冲着吃了。当时,我以为同屋都是难友,又是多年同事,这口油茶又是从关押室带来的,所以毫无忌讳,吃得很坦然。当时也没有人说话。第二天清早,群众专政室忽然调我们全棚到野外跑步,回到室内,已经大事搜查过,目标是:高级食品。可惜我的书包里,是连一块糖也搜不出来了。

  二、刚到干校时,大棚还没修好,我分到离厨房近的一间小棚。有一天,我睡下的比较早,有一个原来很要好,平日并对我很尊重的同事,进来说:

  “我把这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

  当时,我以为他去劳动,回来得晚了,急着去吃饭,把东西先放在我这里。就说:

  “好吧。”

  第二天早起,照例专政室的头头要集合我们训话。这位头头,是一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流氓、无赖。素日以心毒手狠著称。他常常无事生非,找碴挑错,不知道谁倒霉。这一天,他先是批判我,我正在低头听着的时候,忽然那位同事说:

  “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

  我非常愤怒,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勇气,大声喝道:

  “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专政室的头头威风地冲我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在那时,镰刀和绳子,在我手里,都会看做凶器的,不是企图自杀,就是妄想暴动,如不当场揭发,其后果是很危险的,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多么迂的人,一得到事实的教训,就会变得聪明了。当时排队者不下数十人,其中不少人,对我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三、有一棚友,因为平常打惯了太极拳,一天清早起来劳动之前,在院子里又比划了两下。有人就报告了专政室,随之进行批判。题目是:“锻炼狗体,准备暴动!”

  四、此事发生在别的牛棚,是听别人讲的,附录于此。棚长长夏无事,搬一把椅子,坐在棚口小杨树下,看牛鬼蛇神们劳动。忽然叫过一个知识分子来,命令说:

  “你拔拔这棵杨树!”

  这个人拔了拔说:

  “我拔不动!”

  棚长冷笑着对全体牛鬼蛇神说:

  “怎么样?你们该服了吧,蚍蜉撼树谈何易!”

  这可以说是对“迂”人开的一次玩笑。但经过这场血的洗礼,我敢断言,大多数的迂夫子,是要变得聪明一些了。

  1982年7月15日清晨。暑期已届,大院只有此时安静。

  
谈书


  古人读书,全靠借阅或抄写,借阅有时日限制,抄写必费纸墨精神。所以对于书籍,非常珍贵,偶有所得,视为宝藏。正因为得来不易,读起书来,才又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等刻苦的事迹或传说。

  书籍成为商品,是印刷术发明并稍有发展以后的事。保存下来的南宋印刷的书籍,书前或书后,都有专卖书籍的店铺名称牌记,这是书籍营业的开端。

  什么东西,一旦成为商品,有时虽然定价也很高,但相对地说,它的价值就降低了。因为得来的机会,是大大的增多了。印刷术越进步,出版的数量越多,书籍的价格越低落。

  这是经济法则。

  但不管书的定价多么便宜,究竟还是商品,有一定的读者对象,有一定的用场。到了明朝,开始有些地方官吏,把书籍作为礼物,进京时把它送给与他有关的上司或老师,当时叫做“书帕”。这种本子多系官衙刻版,钦定著作,印刷校对,都不精整,并不为真正学者所看重。但在官场,礼品重于读书,所以那些上司,还是乐于接受,列架收储,炫耀自己饱学,并对从远地带书来送的“门生”,加以青睐,有时还嘉奖几句:

  “看来你这几年,在地方做官,案牍之余,还是没有忘记读书啊!政绩一定也很可观了。可喜,可贺!”

  你想,送书的人,既不担纳贿之名,致干法纪,又听到老师或上司的这种语言,能不手舞足蹈而进一步飘飘然吗?书帕中如果有自己的著作,经过老师广为延誉,还可能得奖。

  但这究竟是送礼,并不是白捡。小时赶庙会,摆在小贩木架上的书买不起,却遇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背来一口袋小书,散一些在戏台前面地方,任人翻阅,并且白送。这确曾使我喜出望外,并有些莫名其妙了。天下还有不要钱的书?

  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挑了两本,都是福音,纸张印刷,都很好,远非小贩卖的石印小书可比。但来白捡的人士,好像也寥寥无几。后来才知道,这是天主教的宣传品。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很长时间是供给制,除去鞋帽衣物以外,因为是战争环境,不记得发放过什么书籍。

  发书最多也最频繁,是十年动乱后期,“批儒批孔”之时。

  这一段时间,发材料,成为机关干部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面的时候,总是问:“你们那里有什么新的材料,给我来一点好吗?”

  几乎每天,“发材料”要占去上班时间的大半。大家争先恐后,争多恐少,捆载回家,堆在床下,成为一种生活“乐趣”。过上一段时间,又作为废品,卖给小贩,小本每斤一角二分,大本每斤一角八分。收这种废品的小贩,每日每时,沿街呼喊,不绝于路。

  我不知道,有没有收藏家或图书馆,专门收集那些年的所谓“材料”,如果列一目录,那将是很可观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些“材料”,虽是胡说八道,浅薄可笑,但用以印刷的纸张,却是贵重的道林纸,当时印词书字典,也得不到的。

  以上是十年动乱时期的情况。目前,赠书发书的现象,也不能就说是很少见了。什么事,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旦形成习惯,就不好改变。现在有的刊物,据说每期赠送之数,以千计;有的书籍,每册赠送之数,以百计。

  赠送出去这么多,难道每一本都落到了真正需要、真正与工作有关的人士手中了吗?

  旧社会,鲁迅的作品,每次印刷,也不过是一千本。鲁迅虽称慷慨,据记载,每次赠送,也不过是他那几位学生朋友。出版鲁迅著作最多的北新书局,是私人出版商,而且每本书后面,都有鲁迅的印花,大概不肯也不能大量赠送。

  从另一方面说,鲁迅在当时文坛,可以说是权威,看来当时的书店或杂志社,也并没有把每一本新书,每一期杂志,都赠送给他。鲁迅需要书,都要托人到商务印书馆或北新书局去买。

  书籍虽属商品,但究竟不是日用百货,对每人每户都有用。不宜于大赠送、大甩卖,那样就会降低书籍的身价。而且对于“读书”,也不会有好处。

  1982年7月25日雨

  
谈稿费


  卖文为生,古已有之。有一出旧戏词中唱道:“王先生在大街,把文章来卖;我见他文章好,请进府来。”请进来当家庭教师,还是解决生活问题。另一出旧戏,也有一个文人,想当家庭教师也难,他在大街吆喝:“教书,教书。”没人买他的帐,饥饿不过,就到人家地里去偷蔓菁吃,传为笑谈。

  想写点稿子,换点稿费,帮助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光采。我在北平流浪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打算。弄了一年半载,要说完全失败,也不是事实,只得到大公报三块钱的稿费,开明书店两块钱的书券(只能用来买它出版的书,也好,我买了一本《子夜》)。

  抗日战争时期,没有稿费一说。大家过那么苦的生活,谁还想到稿费?一九四一年,我在冀中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有十多万字。因为我是从边区文协来的,有帮助工作的性质,当时在冀中主持文化工作的王林同志,曾拟议给我买一枝钢笔作为报酬,大概也没有成为事实,我就空手回去了。一九四七年,这本书,在冀中新华书店铅印出版,那时我在家乡活动,一直步行,曾希望书店能给我些稿费,买一辆旧自行车。结果,可能是给了点稿费,但不过够买一个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管的钱。

  建国以后,有了稿费,这种措施,突然而又突出,很引起社会上的一些注目。其结果,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现行的如何,以后又该如何,都不在这篇文章的检讨和总结范围之内。不过,我可以断定:在十年动乱时,有些作家和他们的家属,遭遇那样悲惨,是和他们得到的稿费多,有直接关系。

  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之时,周而复同志托周扬同志带给我一笔稿费,是在香港出版题为《荷花淀》的一本小说集的稿费。那时我在饶阳农村工作,一时不能回家,物价又不断上涨,我托村里一个粮食小贩,代我籴了三斗小米,存在他家里。因为那时我父亲刚刚去世,家里只有老母、弱妻和几个孩了,没有劳动力,准备接济一下他们的生活。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得到写作的经济效益。

  现在,国家正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和这方面的宣传,社会以及作家本身对稿费一事,是什么看法,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想对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各种工作,对国家社会的各种贡献,都应该得到合理的报酬,文学事业也不例外,但也不能太突出。另外,得到稿费,是写作有了真正成绩,达到了发表水平的结果,并不是从事文学工作的前提。真正成绩的出现,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需要十年,有时需要二十年,各人的情况不等。文章不能发表,主要是个人努力不够功夫不到所致,大多数,并非是客观环境硬给安排的不幸下场。不要只看见别人的“名利兼收”,就断定这是碰命运轻而易举的事,草草成篇,扔出去就会换回钞票来。那是要耽误自己的。

  1982年12月8日

  
谈师


  新年又到了。每到年关,我总是用两天时间,闭门思过:

  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错误?它的根源何在?影响如何?

  今年想到的,还是过去检讨过的:“好为人师”。这个“好”字,并非说我在这一年中,继续沽名钓誉,延揽束脩。

  而是对别人的称师道友,还没有做到深拒固闭,严格谢绝,并对以师名相加者进行解释,请他收回成命。

  思过之余,也读了一些书。先读的是韩愈的《师说》。韩愈是主张有师的,他想当别人的师,还说明了很多非有师不可的道理。再读了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是不主张为人师的。他说,当今之世,谈论“师道”,正如谈论“生道”一样是可笑的,并且嘲笑了韩愈的主张和做法。话是这样说,柳宗元在信中,还是执行了为师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体会和经验,系统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彻地总结为下面一段话: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来信者正是向他求问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这些东西,这实际上等于是做了人家的老师。

  近几年来,又有人称呼我为老师了。最初,我以为这不过是像前些年的“李师傅、张师傅”一样,听任人们胡喊乱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觉得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在文艺界,不只称师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听之任之,就要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例如对学生只能帮忙、捧场、恭维、感谢,稍一不周,便要追问“师道何在?”等等。

  最主要的,是目前我还活着,还有记忆,还有时要写文章。我所写的回忆文章,不能不牵扯到一些朋友、师长,一些所谓的学生。他们的优点,固然必须提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在笔下也难避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是的,我写回忆,是写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有时信笔直书,真情流放,我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亲属,忘记了朋友师生。就是说这样写下去,对自己是否有利,对别人是否有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例证,我常常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制。

  近几年,我写的回忆,有关“四人帮”肆虐时期者甚多。

  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凡我所记,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关。镂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鲜明清楚的。在写作时,瞻前顾后,字斟句酌,态度也是严肃的。发表以后,我还唯恐不翔实,遇见机会,就向知情者探问,征求意见。

  当然,就是这样,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难免有出入,或有时说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场面的基本气氛,一些人当时的神气和派头,是不会错的,万无一失的。绝非我主观臆造,能把他们推向那个位置的。

  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谁知道天下事要怎样变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与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当然,有时我也担心“四人帮”有朝一日,会不会死灰复燃呢?如果那样,我确实就凶多吉少了。

  但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吧,大多数人都觉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几年了。

  至于青年朋友,来日方长,前程似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愿他们好自为之吧。

  我也不是绝对不想一想身后的事。有时我也想,趁着还能写几个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实关系写一写:以后彼此之间,就不要再赶趁得那么热闹,凑合得那么近乎,要求得那么苛,责难得那么深了。大家都乐得安闲一些。这也算是广见闻、正视听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后另生歧异。

  因此,最后决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学、平民学校教过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学教过的三班学生,彼此可以称做师生之外;抗战学院、华北联大、鲁艺文学系,都属于短期训练班,称做师生勉强可以。至于文艺同行之间,虽年龄有所悬殊,进业有所先后,都不敢再受此等称呼了。自本文发表之日起实行之。

  1982年12月23日下午1时30分
谈友


  《史记》:“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这当然记的是要人,是名将,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恐怕也适用于一般人。因为他记述的是人之常情,社会风气,谁看了也能领会其妙处的。

  他所记的这些“客”,古时叫做门客,后世称做幕僚,曹雪芹名之为清客,鲁迅呼之为帮闲。大体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状态也是一致的。不过经司马迁这样一提炼,这些“客”倒有些可爱之处,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颇,一定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共事的。

  问题在于,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些琐事记在一员名将的传记里?这倒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有所思虑的。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人生体验,有切肤之痛,所以遇到机会,他就把这一素材,作了生动突出的叙述。

  司马迁在一篇叙述自己身世的文章里说:“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柳宗元在谈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掺其间哉!”

  这都是对“友”的伤心悟道之言。非伤心不能悟道,而非悟道不能伤心也!

  但是,对于朋友,是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谅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条。评价友谊,要和历史环境、时代气氛联系起来。比如说,司马迁身遭不幸,是因为他书呆子气,触怒了汉武帝,以致身下蚕室。朋友们不都是书呆子,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说话,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美丽动听的故事,什么摔琴呀,挂剑呀,那究竟都是传说,而且大半出现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话,倒有些新的经验,那就是“久与游者”与“岌岌而掺其间”。

  例如在前些年的动乱时期,那些大字报、大批判、揭发材料,就常常证实柳氏经验。那是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政治风暴袭来时,有些害怕,抢先与原来“过从甚密”的人,划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颂了那么一种勇敢的鸟,能与暴风雨搏斗。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如果是“四人帮”时期的政治暴风雨,我看多么勇敢的鸟,也要销声敛迹。

  但是,当时的确有些人,并不害怕这种政治暴风雨,而是欢呼这种暴风雨,并且在这种暴风雨中扶摇直上了。也有人想扶摇而没能扶摇上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那倒是要细察一下他在这中间的言行,该忘的忘,该谅的谅,该记的记,不能不小心一二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人也像骆宾王的诗句:“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上来了,当今政策宽大,多数平安无恙。

  既是朋友,所谓直、所谓谅,都是两方面的事,应该是对等相待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头翻惯了的人,是最能利用当前的环境和口号的。例如你稍稍批评他过去的一些事,他就会说,不是实事求是啊,极不严肃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与政治无关,都是很严肃、很实事求是的。对于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当然,可不与之为友,但也不可与之为敌。

  以上是就一般的朋友之道,发表一些也算是参禅悟道之言。

  至于有一种所谓“小兄弟”,“哥们义气”之类的朋友,那属于另一种社会层和意识形态,不在本文论列之内,故从略。

  1983年1月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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